中国边疆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高校国别与区域研究机构的实体化

从国内外经验来看，国别与区域研究要真正发展壮大，必须推动设立实体性研究机构，否则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比如，美国大学普遍通过设立区域研究系（中心、所）或研究计划推动区域研究的发展，但这些系、所、中心都是实体性的。欧洲的英国、法国和亚洲的日本、新加坡也采取同样的方式推动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发展。从国内经验来看，新中国成立后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发展无不依赖于实体性研究机构的成立与建设，尤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的拉美、俄罗斯东欧中亚、欧洲、亚太、西亚非洲以及美国、日本等研究所对推动中国国别与区域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机构的刊物在很大程度上引领着中国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发展方向。与此同时，21世纪初教育部在高校设立的美国、东南亚、东北亚、俄罗斯、中东、欧洲、南亚、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以及华侨华人等9个与国别和区域研究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在高校的国别与区域研究发展中发挥了教育系统国家队的示范作用。对于那些没有进入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的高校而言，凡是发展态势良好、成果斐然的国别与区域研究机构都是实体性的，如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研究院、云南大学缅甸研究院、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研究中心等。教育部2015年1月颁发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培育和建设暂行办法》和2017年下发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建设指引（试行）》都要求培育基地和备案中心建立实体化组织架构，但是教育部首批设立的37个培育基地和2017年批准的395个备案研究中心中，真正成为实体化研究机构的并不多，从长远看这是发展的一大隐患。

之所以要推进高校国别与区域研究机构的实体化，最主要的目的是解决资源配置与可持续发展问题。高校的资源配置方式主要有两方面依据：一是学科，二是校内设立的实体机构。所以，在国别与区域研究不能成为一级学科的背景下，国别与区域研究机构只有成为高校内的实体性二级单位，才有可能长期获得稳定的经费预算和人员编制，才能按照既定的发展规划进行建设。虚体性的国别与区域研究机构在设置之初可能得到学校的启动经费支持，但经费支持不可持续。如果没有固定的人员编制，很多工作就无法开展，校内兼职研究人员也不可能把主要精力放到虚体性研究机构的工作上。

高校国别与区域研究机构的实体化有两条路径。一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北京语言大学的模式。这三个大学分别成立了实体性的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国别和区域研究院，组建了独立的领导班子，有少量的专职研究人员和行政工作人员，主要研究人员分散在其他学院/研究院，总体上是一个协调机构，负责组织全校的国别与区域研究。这种模式需要学校的高位推动和学校主要领导的重视，与此同时，国别与区域研究院还要有充足的经费支持，才可以通过比较灵活的机制调动校内其他单位教师的积极性。(www.xing528.com)

二是如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研究院、广西民族大学东盟学院、云南大学缅甸研究院和印度研究院、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研究中心等完全独立的国别或区域研究机构，这些正处级的实体机构有充分的人事权和财权。总体而言，完全实体化的国别与区域研究机构的发展比较快，而且前景看好。当然，也不是建立了实体化的研究机构，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发展就一定会快，还需要有优秀的学者以及灵活的管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