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学研究：理论与实践成果

刘正寅^[1]

本文的主题是边疆与边疆研究，我们为什么要谈民族问题呢？或者说，为什么中国的边疆研究离不开民族研究呢？虽然中国的少数民族人口比例比较小，不到全国总人口的10%，但是分布范围却占我国总面积的一半以上，这是我国民族现状的一个基本特点，也是我国边疆现状的一个基本特点。第二个基本特点是，我国的少数民族大多集中在边疆地区。从东北到西南的内陆边疆地区大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当然，也有一些少数民族，比如回族，分散地分布在全国的很大范围之内。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边疆地区。历史上各少数民族以边疆地区为主要的发展舞台，并与内地保持着日益密切的联系，逐渐发展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所以我国的民族问题和边疆问题通常是交织在一起的，这是中国民族问题或者边疆问题的另外一个大的特点。

因此，我们要研究中国的边疆，解决中国的边疆问题，就不能不研究，不能不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特别是边疆民族问题。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而且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从遥远的古代起，我们的各民族的先民就在同一片中华大地上劳动、生息、繁衍，在同一块中华大地上共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经过几千年的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最后逐渐发展成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统一的整体，形成了中华民族的自在的实体。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促使中国各民族团结一致，共御外敌，掀起了救亡图存的运动。在反帝反封建的血与火的斗争中，中国各民族作为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一个对立面，从自在的民族实体走向自觉的联合，也就是由一个自在的实体升华成自觉的实体。所以我们的边疆、民族问题，实际上是经过了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才最后形成的，我们要谈现在的边疆问题和民族问题就不能不进行历史的研究。或者说，我们研究当代的边疆民族问题，就不能不综合运用边疆学、民族学、历史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进行学术探讨。因此理论和方法在边疆民族研究中就显得特别重要，也特别复杂，比一般单一的历史学、单一的民族学、单一的地理学，对于理论、方法和学术视野的要求会更高一些。因此，选择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的视野、理论和方法这样一个问题来进行沟通与探讨，就显得十分必要。

首先要探讨的是理论对边疆民族研究的意义。关于理论问题的探讨，首先要谈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意义。学术研究，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政治性较强，政治正确是第一位的，因此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正确的问题，不仅是我们中国在强调，其实众所周知西方各国也在强调政治正确。当然，强调政治正确，并不是单纯地把政治正确摆到较高的位置，马克思主义确实对我们的学术研究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2016年5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尽管诞生在一个半多世纪之前，但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它是科学的理论，迄今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坚持实现人民解放、维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类解放为己任，反映了人类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憧憬；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及发展规律，是‘伟大的认识工具’，是人们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不仅致力于科学‘解释世界’，而且致力于积极‘改变世界’。在人类思想史上，还没有一种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如此广泛而巨大的影响。”^[2]足可见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

马克思主义对学术研究来说，不仅有哲学层面的指导意义，在理论立场和方法论上对我们也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对边疆民族研究的指导确实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对于民族研究和边疆研究的指导意义中，最为重要和最基本的原则就是民族平等的原则。学者研究民族问题和边疆问题时都会谈到民族平等的原则，西方学界也会探讨民族平等的问题。但是真正的民族平等只有在社会主义的环境下才能做到。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共产主义社会的民族是要消失的。

在我国，我们是坚持民族平等的原则的。然而，在进行学术研究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能自觉地贯彻民族平等的原则，这点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很多时候在研究视角上往往从中原王朝或汉民族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种思路就没有真正做到民族平等。民族平等的原则是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所以我们在考虑中国的边疆问题、民族问题的时候，要考虑到每一个民族，大家的利益是一致的，这就做到了真正的将民族平等原则融入学术研究之中。民族平等的原则对我们的学术研究来讲不是一个虚的、空的东西，是真正起到了实质性的指导作用的。

接下来我们探讨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的传统与近代新理论、新方法的推动作用。边疆、民族叙事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最早从以《山海经》为代表的神话传说、神话叙事开始。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比如《穆天子传》等都是神话叙事的代表。之后的发展中，则从实际出发，主要是以二十四史的四夷传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民族志书写和边疆舆地之学。再发展到后来，晚清边疆危机与西方民族主义影响下的边疆民族研究开始兴盛。也即是说，促进近代边疆民族研究发展的因素中，有两个因素非常重要：一个是边疆危机，即西方侵略者对我国边疆地区的入侵；另一个因素就是西方民族主义。中国传统上是没有民族主义的，传统文献中并没有民族主义这样一个概念。如果中国文化不受外界干扰，会不会产生民族主义这种概念也很难说。

在边疆危机和西方民族主义背景下，我国的边疆、民族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出现了一大批考据非常精深的著作，也有一大批宏大叙事且理论性很强的论著。这些成果普遍存在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面对多语种的文献的背景下的边疆民族问题，显得力不从心。

中国从古代起就是多个民族共存的国家，我国的史学传统底蕴深厚，各民族的语言不同，但很多民族的语言和历史都会采用汉字形式记载在我国所留存的史料之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史料上记载的民族语言已经难以理解和解读。近代，用少数民族自己的语言书写文献被大量发现和运用。但在实际研究中，很多时候很难将少数民族文献中的人名、地名与汉文文献相对应。传统的边疆研究、民族研究没法解决这个问题，有的采用音转（也称即读）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但这是不科学的。在同一个时期，西方以沙畹和他的学生伯希和为代表的东方学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应用新兴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知识和方法来研究边疆和民族的历史文化问题，取得了突破性的成绩。利用历史比较语言学，不仅能够掌握现代汉语，还能掌握古代汉语；不仅能掌握汉语，还能掌握少数民族语言。例如伯希和除了精通汉语之外，还精通蒙古语、突厥语、阿拉伯语、波斯语等多种语言。通过将这些语言所书写的史料配合在一起解读，就可以将各种语言的文献人名和地名进行对应，对史料进行更好的梳理，这就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优势。先进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方法吸引了我们中国的一批学者去学习，傅斯年在1928年创办“史语所”进行工作述职时就感叹我们国家对于中原地区的历史研究还是不错的，但对于“四夷”，也就是周边的少数民族的研究不如西方的学者。并非我国学人不够努力和聪慧，而是研究方法陈旧。当时一大批的青年学者到西方去学习当时最先进的理论和方法，回国之后将西方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中国的学术研究特别是中国的边疆民族研究中，取得了非常重大的学术突破。可以说中国的边疆民族研究，在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质的飞跃，而这一突破与飞跃，与我们采用西方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方法密不可分。例如那个时代从事蒙元史研究的著名学者，也是被蒙元史研究所公认的三大家韩儒林先生、邵循正先生和翁独健先生。蒙元史和蒙元时代的边疆民族研究，基本上以这三位先生为代表，当然他们的研究实际上不限于蒙元史，从东北一直到西南到西藏，从先秦到明清均有涉及。三位先生都曾前往欧洲或者美国学习。韩先生在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学习，翁先生前往美国哈佛大学学习，邵先生也到欧洲去学习。三位学者都掌握了这种方法，学习了很多东方的语言。例如，波斯语、阿拉伯语、蒙古语、藏语等。通过学习这样一种西方的先进研究方法，诸多学者在边疆、民族研究中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传统的边疆民族研究与西北舆地之学研究没法克服的问题，采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即可迎刃而解。因此，在研究和学习的过程中，接受、学习和运用新的方法是十分重要的。

传统的史学研究者更为重视资料的搜集和史料的整理，传统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在潜移默化中已经融入我们的血液和骨髓之中。但单纯运用传统的方法，当我们面对边疆、民族问题的时候是不够的。因此我们必须还要学习其他相关的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才行。

下面笔者对边疆民族研究中所涉及的理论问题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同时谈谈笔者自己的一些感想，并结合边疆民族史研究的一些具体问题来和大家一起讨论。

讨论的第一个理论问题是从事中国的边疆研究、民族研究都不能绕过去的问题，即历史上的中国的问题。上文提到，我们中国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边疆地区。因此边疆问题研究和民族问题研究是密切相关且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因此，我们无论是做边疆学研究还是做民族学研究，都应对历史上的中国这一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一问题在我国学术界就掀起了多次研讨的高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无论是边疆研究还是民族研究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研究中应始终坚持民族平等的原则。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诸多学者认为这一问题没有讨论的必要，历史中国是中央王朝，即便是偶尔有人讨论，也没有形成一个大的研究趋势，没有引起大家的关注。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国家的整个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大家开始思考历史上的中国问题，诸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就从事边疆民族研究的学者首先注意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如白寿彝先生1951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处理》一文提出，以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为范围，由此上溯，研求自有历史以来，在这土地上的先民的活动。这一观点提出之后，引起了大家广泛的讨论。白寿彝先生文章中提出的关于中国疆域理论突出的价值在于第一次突破王朝史观的束缚，将这个历史上中原王朝统治区域之外的边疆少数民族的活动纳入中国历史的范围之内。谭其骧先生的观点则与白寿彝先生的观点正好相反，认为不能拿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的疆域领土往上推。谭其骧先生指出，中国疆域是自然发展形成的，不管中国各民族是冲突对抗也好，还是友好交往也好，最终在交往过程中逐渐发展为当今的中华民族。谭先生的观点也可以称为自然形成的观点。谭先生还提出，中国历史疆域自古以来一直在形成过程中，直到清朝乾隆、嘉庆年间，最后形成历史疆域。就是一直到1840年，西方入侵者把香港割出去之前为止。虽然从理论阐述上看，白寿彝先生的观点与谭其骧先生的观点正好相反，一个是从现今向前推进，另一个则是从古至今自然形成，但从本质上来看，这两种观点是一致的。两种观点都认为中国的疆域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也是多民族共同发展的过程，发展到最后才最终形成。只不过，白寿彝先生将最后的发展阶段停留在了现在的疆域范围之内，而谭先生则将最后的发展阶段停留在了西方列强入侵之前。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不仅是自然形成，同时也是外力作用的结果。比如外蒙古问题，如果是自然形成的疆域领土，就应该是在中国的国内。外蒙古独立问题是外力作用的结果。

谭其骧先生的观点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他确定了这样的一个范围，他认为乾嘉时期经过几千年发展最后形成的疆域范围之内所有活动的民族都是我们中国的民族，这一观点对我们民族研究非常重要。这一观点产生的背景是翁独健先生正在组织全国民族史学界的力量来讨论中国古代的民族关系的问题。哪些算中国的民族，哪些算外国的民族，怎么界定和解决这一标准问题？翁先生请谭先生做了一个讲话，并在之后将讲话稿整理发表。其他学者还有各自不同的观点，例如将各王朝国家统治的疆域作为历史上的中国进行界定，而这种观点难以解决问题在于，如何选择王朝作为历史上的中国的代表。当然，我个人更倾向于以谭其骧先生为代表的观点。谭先生的观点提出来之后，也得到了大部分的学者不同程度的接受。

另外，笔者认为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继续思考：在古代，王朝国家的疆域变化不定，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所以我们不能准确地确定一个王朝国家固定的边界。在王朝国家时期，疆域实际上是很模糊的，特别是在边境草原地区，政权疆域变化性非常大，而且模糊性也很大。当然，清朝的疆域是非常清楚的，而且清朝对疆域的管理是非常有效的。我完全不赞同将清朝在北方草原地区的统治模式与羁縻土司制度相类比。清朝对于藩部的统治是真正有效的。当然，从统治方式上看，清朝对藩部的统治和对内地十八省的统治，并不相同，这是在清朝兴起的时候就确定了的。清朝兴起在东北，在现在人的心中，提到东北就有一个中心的概念，将其称为“东北”，即暗含着将中原作为中心的观念。但是需要注意到的是，清朝不认为东北是它的边疆。当然，清朝还有外藩蒙古的问题，在清朝的制度中，将一部分蒙古地区编入到八旗制度中，另外通过扎萨克制度管理外藩蒙古地区。这个统治制度在清朝看来非常有效。而在内地则继承了明朝的统治模式，虽然统治模式不尽相同，但都对这些地区实行了有效的统治。(www.xing528.com)

此外，我们还应注意到，清朝的边疆实际上是得到了当时其他国家的认可的。清朝虽然自称“天朝”，继承了中国的儒家学说中“大一统”的思想。但清朝时期实际上对于边疆的认识是清楚的。虽然清朝所使用的话语体系仍然是传统儒家思想中“大一统”国家的叙事模式，但应当从话语表面看到背后的本质。

论述了历史上的中国这一问题之后，我们需要探讨一下，什么是边疆。研究关于边疆的定义和概念，学者已经有了许多不同的解释。而这些边疆的概念和定义，本质上都是将边疆和中心两个概念相互对比，只有确定了中心，边疆的讨论才有意义。但如何界定中心的概念，不同的人也有自己不同的解释。我们设想一下，中国如果高度现代化，经济高度发展，那么少数民族边远地区与中心地区的划分就不必要。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国家的现代化是根本的手段，因此，在国家的现代化工作中，不应当存在汉化或者别的什么不正确的方式。我们对这个问题要有另外一个积极的思考，就是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边疆地区还是中心区域，我们都在现代化，如果各地区都高度现代化了，那是不是我们的边境就不再有边疆的概念，也不存在边疆地区的概念了。正因为我国的现代化的限制，现阶段就是有一个中心的问题，边疆地区和中心区是存在差异的。这种差异确实是客观存在，所以，笔者认为，边疆是相对的，而边境是绝对存在的，或者说是清晰的。这也是笔者对什么是边疆这个问题的理解。

第二个探讨的是王朝边疆与中国边疆。前文我们谈到，边疆地区与中心区域在实质上是存在着差异的。王朝国家时期，各王朝的中心区域就是以中原为中心的一个核心区。因此，根据这样一种表述，东北地区，北方草原地区，西北地区，西藏地区，西南地区相对于中原地区来说，都是作为王朝国家的边疆。以明王朝为例，明朝以中原地区为其核心区，而北方草原地区，也就是蒙古高原，长城以北就是明王朝的边疆。而兴起于蒙古高原地区的元朝就不会在意识里将元朝龙兴之地，祖宗根本之地认定为其边疆。而清朝兴起于东北地区，也不会认为东北是清王朝的边疆。由此看来，各王朝的边疆概念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汉族以中原为中心的农耕地区建立的王朝中心区和关注点与元朝和清朝是不一致的，元朝将蒙古高原地区视为核心区，清朝则将东北地区视为龙兴之地，因此，对于这些区域的统治政策尽管与中原地区不同，但统治效果同样有效，只不过方式不一样。这与其他中原王朝对于这些地区较为松散的统治有着很大的差别，因此在研究中应当特别强调和注意。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边疆民族与中华民族的问题。这其中包含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民族史学界是怎么来看待中国历史上中国民族发展的问题。史学界其实不太强调中华民族的概念而更强调中国各民族是怎么走到了一起，怎么发展到现在的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而《中国大百科全书》对中华民族概念的介绍说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的总称。中国民族史学界是本着中国各民族是怎么走到一起，走到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共同的国家这一条路线上来的，这样一个原则来探讨中华民族这个问题的。毛主席说中国是一个多民族构成的国家，谁也不能分开，大家平等共处。

关于这个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学界就已经开始讨论，但是真正把这个问题推向深入的是翁独健先生组织大家开展中国民族关系的研究时提出了一个最根本的需要讨论的问题，即中国民族关系的主流思想。这个问题在当时引起很多人的讨论，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民族关系的主题就是友好团结，但另一些学者认为，单纯提出友好团结，而忽视了历史上发生的激烈冲突是值得商榷的。那么，第二种观点认为战争是主流，但这样的提法也遭到了许多学者的质疑。虽然在史料记载中，多次出现冲突和战争，但因为战争和冲突大多数时候是历史的重要事件和转折点，因而在记载中得到了人们的普遍重视，而长时期的友好交往虽见诸史书不多，但仍是历史的主流。翁独健先生提出的观点则是，无论战争也好，友好交往也好，这些都是表面现象，本质上就是起源地在各个不同的地方的民族，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促使关系越来越密切，最终走到了一起是我们的主流。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是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有的民族史研究者认为这个理论是来解释中国民族发展的。费孝通先生真正要解决的是现今存在的问题，我们通过民族识别，识别出了56个民族，同时56个民族又都同属于另外一个更高层次的民族，这个民族就是中华民族。这个实际上是国族建构的问题以及56个民族和中华民族的关系问题。我们继承了中华民族这个概念，认为这就是中国各民族的总称，费孝通先生明确地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共同体，而且这个共同体不是现在才产生的，是作为一个自在的共同体早就存在于历史之中，是历史发展形成的。而作为一个自觉的共同体是在近代产生的。当然这个关于费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从他发表的那天起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还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但这一理论确实对于现在我们国家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的影响非常大，我们在考虑很多问题的时候，不能不去考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

最后，笔者谈谈民族语文献与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的问题。历史学或者边疆史学的研究学者对这个问题一点都不陌生。如果是从事其他研究的学者，例如民族学研究学者可能不太关注这些。而在现今研究的发展过程中，也越来越强调民族语文献的作用。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历史非常悠久，留下了许多民族语文献资料。在以前的研究中，更多的是运用汉语文献，强调汉语文献的作用，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很多的少数民族相关的问题需要从民族语文献中寻找解答。

民族语文献所体现出来的是文化视角的问题，也就是话语权的问题。在研究中，我们要重视民族语文献中体现的少数民族对自身问题的思考，各少数民族看待自身问题时与中原地区是否有所不同。对于文献的考据，虽然有些是不可信的，但对于这些不可信的文献，我们也应同样重视，因为这些文献也同样提供了文献作者对于历史事件从不同视角进行记录的见解。这对于我们理解当时书写文献的人思考问题的角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此外，我们还要在研究中借鉴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或者说重视民族语文献在历史研究中民族学、人类学的意义。民族学、人类学最为典型的研究方法是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在研究中要实地进行田野研究，参与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在历史研究中，我们不能实地回到过去的历史中去参与和观察历史人物的日常生活，但通过阅读民族语文献，我们也能间接地进行类似于民族志研究的田野调查。通过文献的阅读，我们能够看到历史人物的生活的方方面面，能够体会到他们的喜怒哀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研究方式与民族学、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有相通之处。这种研究方式，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们看到了更多关于这个时期的记录，不仅有汉文的，还有其他文献的。因此我们在研究中，要充分利用好民族语文献，思考文献中所体现出来的独特的视角和文化背景。

通过对中国边疆民族的理论、视角和方法的探究，能够发现新理论、新视角、新方法对我们边疆民族研究的创新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学习新理论、新方法的精神是与时俱进的，我们从事民族研究，更要关注除我们历史学方法和理论之外其他学科的研究理论和方法。这也是学术界发展的一大趋势，很多学者使用这些方法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这也是青年学者所必须高度重视，认真来对待的一个问题。

【注释】

[1]刘正寅，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二级），《民族研究》常务副主编、编辑部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国家民委决策咨询委员会副秘书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辞海》（第7版）民族史分科主编。长期从事民族史、边疆史、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史研究。出版有《西域和卓家族研究》（与魏良弢合作，1998年；维吾尔文版，2006年）、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vol.5（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作者之一，Paris，UNESCO，2003）、《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作者之一，2000年）、《中华民族精神研究》（作者之一，2009年）、《族际认知：文献中的他者》（主编，2009年）、《中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调查报告·墨玉县卷》（主编，2015年）等。发表有《元明时期西域蒙古诸部的突厥化进程》（2006年）、《清朝治理西域的历史经验——从平定准噶尔到新疆建省》（2011年）、《试论中华民族整体观念的形成》（2000年）、《清朝前期民族观的嬗变》（2014年）、《波斯文〈史集·部族志〉巴儿忽惕诸部研究》（2013年）等论文。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古代民族志文献整理与研究”（批准号12&ZD136），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波斯文《五族谱》整理与研究”（批准号10&ZD116，子课题负责人）。

[2]http：//www.xinhua net.com//politics/2016-05/18/c-11188911228-z.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