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疆史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中国边疆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西方史学家曾经指出：几乎所有的历史研究都源于对现实的关怀。我们为什么要进行历史研究，历史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没有对现实的关怀，我们对历史的研究就是苍白无力的。著名近代史专家张海鹏先生曾经指出：“现实的需要，永远引领学术前进的基本指标……要深刻了解现状，离不开全面、深刻理解历史。”现实的需求永远是引领我们学术前进的基本指标。可以说，无论是论证海洋主权，还是维护海洋权益都与海疆历史息息相关。

维护海洋领土主权，不外乎两个依据。一是法理依据，二是历史依据，两者缺一不可。只有阐明海疆的历史事实，才能为法理依据提供前提。仅强调历史依据或仅强调法理依据都不足以解释海洋领土主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历史研究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基础。通过海疆史的研究，才能使我们更加科学和完整地认知中国拥有海洋主权的脉络和进程，从而使我国在海洋领土的主权地位奠基于确凿的理论基础和历史证据链。也只有通过海疆史研究，才能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清我国海洋管理、海洋开发、海洋建设的发展规律和未来趋向。从一定意义上而言，海洋维权的成效，与海疆史研究的支撑度紧密相关。

作为海区面积达400多万平方千米的南海、东海、黄海而言，集国家政治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安全利益和军事安全利益于一体。在地区安全利益上，对于亚洲乃至世界政治经济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我国面临着极其严峻、复杂的海上安全威胁，海洋权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海洋经济社会的发展面临着重要战略机遇期。围绕领土主权、海洋权益所引发的多领域冲突，以及区域内外多种力量的互相作用，使得我国周边海洋成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因素的交汇点。尽管我国周边海洋安全形势总体可控，但在战略对冲不断加深、权益诉求不断强化、区域外大国不断干预的背景下，我国海洋权益问题日益突出和显现，使得海洋形势呈现出国际性、多元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相互交织的特征。在我们不得不直面日渐突出的国际传统安全如军事冲突这样一些问题的同时，也要直面日渐突出的国际恐怖主义、能源安全、航道安全、海上搜救、海上环境保护等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我国维护海洋权益的难度加大，海洋区域发生突变和潜在冲突的预期可能上升。

2009年以来，南海周边国家与我国围绕主权和海洋权益所展开的交锋异常激烈，南海经济安全、生态环境安全、资源安全、海上通道安全都处于紧张的态势。从2013年至2016年围绕南海仲裁案所展开的交锋引发了包括区域内和区域外的外交对冲、法理对攻、舆论对垒、军事冲突和军事对抗，我国在南海的海洋安全和核心利益经历了重大考验。同时，美国、日本等国家对南海问题的干预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可以说南海问题趋向国际化、地区化、司法化和军事化的特点，使我国在南海方向面临长期的安全压力和安全威胁。

纵观2016年南海形势，可以从三个方面做一些总结：第一，南海仲裁案裁决书严重侵害了我国南海主权和相关海洋利益，我国在南海的维权难度不降反增，外交维权、法理维权、军事维权、舆论维权的基本态势愈发明显；第二，外部势力无端介入，导致南海问题更加复杂化，中美南海博弈趋向加剧，围绕南海海洋规则制定权和地缘政治主导权所展开的交锋，成为中美南海对冲的重心，南海形势不可预测性增加；第三，我国致力于和平谈判解决南海争议的原则立场，赢得国际社会普遍赞同，有关当事国重回谈判轨道，中国与东盟海上合作意愿上升，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出现新机遇。

什么是南海问题？南海争议包括四个层面：南沙部分岛礁和领土争议；南沙部分海域划界问题；南海资源问题，主要是渔业资源和油气资源；南海低敏感领域合作问题。这四个层面的问题构成了我们经常说的南海问题，南海问题当中核心的问题是南沙部分岛礁沙滩的主权归属和南沙部分海域的划界问题。拥有岛屿主权才拥有海域管辖权。显而易见，领土主权问题和海洋划界问题在短期内无法得到解决。因此，我国与周边国家的争议不仅是长期存在的，而且有可能成为引发激烈矛盾冲突的导火索。

外部势力的公开介入，不仅进一步加剧了南海地区的紧张局势，而且为最终解决南海争端问题设置了新的障碍。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南海局势的影响，特朗普上任之后的美国新政府不仅不减弱对亚太地区的重视程度，而且加强了在亚太地区军事同盟体系的建设，扩大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

2012年日本宣布国有化购岛之后至今，中日围绕东海和钓鱼岛主权、管辖权的冲突持续发酵，中日关系陷入泥潭。尽管在2015年1月中断三年的中日“海上紧急联络机制”重新恢复，同月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第三轮磋商全体会议及工作组会议举行，中日双方就建立“海空联络机制”以及中国海警局和日本海上保安厅分别设立对话窗口等问题达成共识。但是中日两国在东海和钓鱼岛主权问题上的立场没有任何松动，双方的海上对峙并没有消除，两国关系也没有因此步入正常化轨道，双方在东海海域、空域等发生摩擦和冲突的危险依然存在。

2015年12月22日，中韩海域划界谈判正式启动，尽管这个谈判进程是漫长的，但对中韩海域的安宁和稳定显然具有积极作用。由于韩国政局的剧烈动荡以及韩国现政府部署“萨德”的危险决定，给中韩双边海域划界的谈判有序推进蒙上阴影。此外中韩海上渔业冲突频繁发生，韩国海警强力实施武装海上执法，从而给中韩海域的安全带来严重的极为不良的负面影响。

需要关注的是，周边一些国家为了谋求其在南海或钓鱼岛非法占有行为的合法化，使其既得利益最大化，一方面指责中国在维护自身海洋主权和海洋权益上所谓“滥用历史”，另一方面不惜否认历史、歪曲历史、篡改历史。比如日本政府否认《马关条约》中所涉及的台湾附属岛屿中包括钓鱼岛，图谋把钓鱼岛从二战之后日本应归还中国的领土中剥离出来，从而为其主张的“钓鱼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钓鱼岛主权不存在争议”的立场提供历史依据和理论根据，进而采取国有化购岛的非法行为。在进一步颠覆《开罗宣言》所确立的基本精神和原则的基础上，达到其实现所谓“正常国家”的目标。

在海洋主权争议过程中，一些国家一方面力图否定或贬低中国历史依据的价值和作用，另一方面出于历史依据重要性无法回避，因此不遗余力地搜寻历史资料，不惜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展开史料挖掘、文献整理和学术研究，以强化自身的主权诉求。在这方面，越南、菲律宾做了大量的工作，越南每年都有相关的课题，也有大量的资金投入。(www.xing528.com)

我国海洋权益所面临的现实挑战，给海疆史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术界面临大量亟待解决的课题。我国学术界在积极回应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比如有的研究认为我国主张“自古以来就拥有南海的海洋主权”的命题站不住脚，提出了一些疑问；有的研究认为我国在历史上把海洋疆域的范围确定得过大，是中华帝国的表现，缺乏合理性；有的研究从质疑南海断续线入手，对我国现行的海洋政策、外交策略加以否定。如果说上述的这些意见和观点是正常的理论探讨和学术交流的话，理应得到尊重。但是有些观点，已经超出了学术范畴，既违背了历史事实，也缺乏合理的理论探索，甚至是对党和政府的政策肆意攻击和贬损。

构建中国海疆史学术、话语体系不仅符合理论创新的要求，而且符合“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要求，顺应“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时代潮流，有益于维护我国海洋权益的多种战略需求，对于回应国内外各界关切，占领国际舆论高地，引领学术和舆论导向是至关重要的。把构建海疆史学术话语体系置于优先地位，是海疆史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海疆现实发展的必然要求。

什么是话语体系？是指一整套表述一种思维系统的语言系统。话语体系承载着特定的思想价值观念，关乎价值表达、思想影响和真理传播等重大问题，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确立话语权的前提和基础。

话语权的创立者法国人米歇尔·福柯指出：“话语是权力，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权力。”著名的英国现实主义者卡尔将国际权力划分为三种：军事权、经济权和话语权。可见话语权的重要性。一种话语体系必然对应着一种文化和思维系统，有自身独特的表述方式。构建话语体系一方面在于提炼话语体系背后的思维体系，另一方面旨在突破传统话语体系的狭隘和不足，寻求开放、直观、准确、易懂和联想丰富的语言方式，提高沟通效率，追求高哲学层次认识境界，不重形态，只重本质。

按照“话语权”的基本定义，中国海疆史话语体系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根据国际法关于领土取得的基本原则，把论证领土主权归属的历史要素概括为：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开发与经营、最早并进行了连续不断的行政管辖。这四个要素贯穿于中国海洋主权形成、发展的历史全过程，并呈现出秦汉以来渐次出现、唐宋之后日臻完备、清末近代最终底定的特征。第二，中国海疆的形成发展历经两千多年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民首先发现和命名了周边海洋岛屿，世世代代在周边海洋区域从事渔业生产和航海活动，中国人民是中国海疆最早的开发者、经营者和利用者；历代中国政府不仅将周边海洋纳入版图，而且连续不断地实施行政管辖和军事守卫等主权行为，历代中国政府是中国周边海洋岛屿唯一的主权拥有者。因此，中国拥有海岛及其附近海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历史事实是确凿的，历史脉络是清晰的，历史依据是充分的。第三，历代中国政府在其所管辖的海洋区域所采取的一系列行为，包括官方命名、航路开辟、渔业活动、海师巡视，表明中国历代政府重视和强调的是对海洋岛屿的控制、利用以及对资源开发的管理。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对周边海洋岛屿的主权主张以及对周边海域的资源开发管理的权利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它深刻表明中国自古以来对东海、黄海、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神圣不可侵犯的主权和“历史性权利”，其历史传承是持续的，历史地位是合法的。第四，与中国海洋疆域发展历史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受到生产力低下、航海技术落后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在古代历史时期，周边国家对其邻近的东海、黄海和南海诸岛几乎一无所知，既没有其先民发现命名经营海洋岛屿的历史证据，也没有记载实施政府管辖的文献资料。尽管我们并不能完全否认周边国家的先民或许也存在海洋活动的历史，但与中国相比，周边国家先民海洋活动不构成开拓海疆、开发海疆、经营海疆、治理海疆的完整历史过程，也不具备海洋主权形成的基本要件和有效性、合法性。

当然，海疆史话语体系的建构是一项科学而系统的工作，需要不断地丰富和完善。为此，我们应从三个方面着力。

首先，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构建中国海疆史学术话语体系的必由之路。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规律，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理论武器。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才能保证中国海疆史学术话语体系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只有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才能使海疆史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立足于先进的理念、思想和方法，从而客观、科学地还原我国海疆的历史全貌，并给予恰如其分的科学评价；准确完整地还原我国海洋文明发生、发展的全过程以及有别于其他海洋文明的独特性。

其次，坚持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的理念，遵循海疆史学术研究规律，是构建中国海疆史学术话语体系的关键前提。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灵魂，是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动力，是建构中国海疆史学术话语体系的源泉。只有用广阔的视野、时代的眼光、与时俱进的思维去关注海疆现实，把握海疆问题的实质，才能用新的理念、手段、方法研究海疆问题，才能使中国海疆史学术话语体系基于强大的思想理论基础，永葆生命力。比如，在论证中国海洋主权的历史发展脉络时，既要立足于我国海洋的自然与人文的特性，同时也要注重海洋与陆地的相互联系。再比如，探索中国海洋疆域形成、发展的历史规律，应将其寓于中国疆域历史演变的大局中，注重从个人、家庭、乡村、地方、国家、天下相互连接为一体的家国共同体的多元视角，探究中国海洋疆域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疆域发展历程中所具有的最为广泛、最为强固的社会基础。研究中国海疆的历史，就是要发现历史、还原历史，科学认识和客观揭示中国海疆疆域历史的本来面貌。只有这样，才能构建起解释中国海疆的学术话语体系。

最后，坚持“二为”方向，以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为核心，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密切关注海疆现实，使理论与实际有机结合，切实肩负起维护海洋领土完整、国家海洋安全、海洋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任，是构建中国海疆史学术话语体系的出发点、立足点和根本价值目标。建构中国海疆史学术话语体系，必须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这是保证海疆史研究成果科学性的基本前提。只有贴近海疆实际，贴近海疆社会，贴近海疆人民，才能使海疆理论发挥出“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尊重海疆各地人民群众的创造，集中海疆各地人民的智慧，总结海疆各地人民的经验，把海疆各地人民的实践作为我们探索规律、发现真理、获取真知的不竭源泉，才能拿出更多更好的与海疆各地人民利益需求密切相关的研究成果，才能使海疆史学术话语体系充分体现人民的意志。

【注释】

[1]李国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是“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和“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是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人选，荣获“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和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2011年度十大海洋人物”等称号。兼任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太平洋学会副会长、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海洋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等。主要学术方向是中国海疆问题。先后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太平洋学报》《史学集刊》《国际问题研究》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等重要报刊发表有关涉海研究学术论文60多篇，著有《南中国海研究：历史与现状》《郑芝龙与明清王朝的权利互动》《从地名演变看中国南海疆域的形成历史》《钓鱼岛主权若干问题辨析》《关于中国海洋文化的理论思考》等。研究成果多次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