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音译语词拟构技术问题解析

1917年，日本学者羽田亨（Haneda Tōru）提出各种西域语文史料对中亚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问题。他的这个主张，后来被概括为“现地语史料第一主义”（Genjigo shiriu daiyichshugi）。

在羽田亨提出他的主张约半个世纪之后，日本学术界可以说已经全面掌握了释读与中亚/西域史相关的各种非母语现地语文献的基本能力，虽然这支学术队伍的人数非常少。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不仅应该推动以各种民族语言为母语的少数民族学者从民族语文和文献研究的领域大踏步地跨入历史学科，并由此进入历史学的主流空间，而且应该拥有一大批第一流的能流利地使用非母语的民族语文及西域语文（如波斯、阿拉伯语等）史料来从事高水平历史研究的人才。

研究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几乎不可能仅凭汉文史料来进行。而处理各种各样现地语史料的能力，首先就是读懂那门或那些语文，这当然是需要花费很大功夫才能掌握的本领。另一方面，随着历史上有些名物（地名、人名、实物或观念名称、制度名等）在不同的现地语史料之间以及它们与汉文记载之间流动或交流，会产生各种变化。要辨认出它们在不同语境中的表现形态和相互关系，需要有在不同语文的史料间从事对读的技能。现在就通过若干比较有趣的例子，谈谈不同现地语史料之间的对读技术问题。

古人关于印度的名称有以下说法：捐毒即身毒、天竺也。本皆一名，语有轻重耳。这个说法也对，也不对。汉文资料里有两套关于印度的地名，分别属于伊朗语系统里Hənduka/Həndu的汉字音写，如捐毒、悬度、天竺、痕都、印度等，以及印度语系统中Sindhavah/Sindha的读音，如身毒、新头、辛头、信图。捐毒之“捐”与悬度之“悬”两字之声母分别为喻四等（j-，发声相当于汉语拼音系统里的半元音y-）和“匣”母（γ-），音与h-很接近；天竺之“天”可读“hen”，古人早已有记录；竺读若“duok”，犹如茶字在闽方言里读“tei”。所以认为“捐毒”应读作“身毒”，其实是不对的。两套地名里最纯正的“现地语”，应该是后一套。可是最喜欢把与梵语不同的读法统统都叫作“讹音”的玄奘，在这里却有点糊涂了，竟然认为前一组地名里的“印度”才是“正音”。

印度的异译名称里有一个叫悬度。西行求法的中国僧人有不少人经过此地，在兴都库什山北坡。古人谓行走于绝壁，须靠紧握垂悬下来的绳索以防坠落，故名。但是在远离汉地社会十万八千里的地方，怎么会有一个取义于汉语的地名？悬度就是印度，意思就对了。翻过此山口，再爬一个八百米的坡，就到达兴都库什山的主脉顶峰，往下就进入印度河流域了。正因为这里被看成通向印度的重要通道，是进入印度的门槛，故以印度名。

关于“吐蕃”之名的读音可以说明另一种复杂性。欧亚许多语言对西藏的称呼都与英语“Tibet”的读音相似，所以大多数学者认为“吐蕃”应当读为“吐播”。与“Tibet”读音相近的那组名称，全都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丝绸之路上的著名商业民族粟特人的语言。藏人自称“Bod”，古代藏人把自己国家叫作“Bod chen-po”（the Great Bod，“大藏”），粟特语“伟大”读作tu-，所以“Bod chen-po”翻译为粟特语就变成“Tu-bod”。主张把“吐蕃”读成“吐播”的人，实际上是把“吐蕃”看成是对“Tu-bod”读音的记录。但这里存在很大的问题。一是可以找到的与吐蕃之“蕃”押韵的古代诗歌表明，直到清末为止的古人都把“蕃”字念作fan，从没有把它念作“播”音的。胡三省把自己对《资治通鉴》的详细注解称为《资治通鉴音注》，可见他何等重视古字读音以及自己研究古字读音的成就。可是他在《资治通鉴》注文里从未对“吐蕃”之“蕃”注过音。这便极有力地表明，在他看来这个字就应按其普通发音读作fan，所以不需要特别加注。二是古人译音用字十分讲究，他们不会用一个元音结尾的“播”去记录有-d收声的Bod这个字。藏人的自称Bod与Bon可以相通；如“西藏之赞普”在古藏文里既写作Bod-gi btsanpo，又可以写作Bon-gi btsanpo。既然如此，the Great Bod也就同样可以写作the Great Bon，后者翻译为粟特文，就变成了Tu-bon。汉文史料里的“吐蕃”，最可能就是从粟特语的Tu-bon翻译过来的。所以笔者的结论是，“吐蕃”之“蕃”，就应当读“蕃”字的本音，而不该读“播”。

我们已经涉及现地语词汇与古汉语记录间的关系这个重要问题。汉文不是拼音文字，因此汉字读音的变化，无法从它的书写形式上直接看出来。所以需要掌握汉语音韵的历史变化，才能避免用古音今读的错误方法去释读古汉语文献里记录的外来语词汇。现在拣其中特别需要注意的几点简单提一个头绪。

12或13世纪之前的汉语官话里，有分别以-k、-t、-p收声的入声字。突厥语称分封一方的藩王为shad；汉语文献以设、杀、察等字记录其音，就因为这几个字都是以-t收声的入声字。前面说古人不会用“播”来记录Bod的语音，即因为“播”不是带-t的入声字。阿拉伯帝国在汉籍里记为“大食”，当然不是在说阿拉伯人大吃大喝。它记录的是Tājik的读音，因为“食”正是带-k收声的。日本地名“涉谷”读音为shibuya。“涉”的读音（shibu）正来源于带-p收声的唐音“涉”。(www.xing528.com)

汉语官话里声母“日”（r-）的“儿化”发生在12或13世纪。在此之前，它的发音是nj-，完全不卷舌。有人根据古人说“大月氏”的“月音肉”，就认为应该读“大肉支”。但古人说“月音肉”时，肉字还没有卷舌，故其声母与nj-相近。拿“日”母儿化后的读音去理解“月音肉”，收到的只能是欲益反损的效果。月氏就是月氏，根本不必把它念成肉支。几十年前在新疆发现过9世纪前叶一个叫“坎曼尔”的回鹘人手书的汉文白居易诗。大多数人感觉它是一件伪品，但却难以找到足够有力的否证。实际上，证据就藏在“坎曼尔”这个汉字人名里。它只能是从Kāmil（译言“全美者”，今多译为“凯末尔”）这个阿拉伯/波斯人名翻译过来的。但那还远在汉语“日”母儿化的时代之前，所以当时的人是绝不会用“尔”字去记录-l的尾音的。

直到3世纪为止的上古汉语里还保留着复声母。汉人用“楼兰”来记录Kroraina的声音，因为“楼”字是以kl-开头的复声母字。《长林赋》提到一种来自西方的动物“角端”。从对其形状的描写人们可以知道它是犀牛。可是犀牛为什么叫“角端”？就因为“角”字上古音的声母为kl-，恰好可以用来记录波斯语里的犀牛一词kerge-dan 。语音勘同最需要关注的，是辅音对音节开启或闭合的表达。两者五个辅音的排列次序完全相同：k-、r-/l-、g-/-k、d-/t-、-n。南方的“角落”、北方的“旮旯”，即源于这同一个复声母的单音节语词“角”。复声母分化为单声母以后，才需要用两个单音字去表现它。“角”字在单声母化过程中丢掉了声母l-，于是又造了一个与“角”很相像的后起字“甪”，用来表luk的音。有人以为，司马相如原文里写的应该是“甪端”，那是本末倒置之说。

在推论上古汉语语音时，拿它与派生于同一原始共同语的藏文作比较是一项利器。汉语“甲”与藏文里译言“鱼鳞、盾甲”的khrap属于同源词。由此可以验证汉语“甲”的语音变化（klap［上古音］　＞kjap［中古音］　＞kja［近古音］＞jia［近代音］）。汉语“巷”“衖”（上古音γlrng）与藏文译言village、houses的grong是同源词。在复声母γl-的分化过程中，“巷”字采取了γ-声母（γjrng＞xiang），此外又借用一个读音为nong的“弄”字来记录lrng的音（lrng＞long），于是“弄”字始有“小巷、过道”的意思。

这套技术是西方近代语言学与以乾嘉汉学为巅峰的中国传统考据学结合的产物。乾嘉汉学传统体现出一种强烈的“循名责实”的质朴精神。事物的名称往往不只具有纯然命名上的意义。采用乾嘉传统与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相结合的路径，可以从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名物的历史称谓背后，追溯出很多十分新鲜的知识。

【注释】

[1]姚大力，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特聘兼职教授，中国元史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蒙元史、中国边疆史地。毕业于昆明师范学院史地系，南京大学研究生院，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博士学位。1987年至1991年任南京大学历史学系系主任。1993至1995年、2005年分别在美国哈佛大学、日本庆应大学做访问学者。先后发表论文及学术评论近百篇，部分结集为《北方民族史十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读史的智慧》（复旦大学出版社）、《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等书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