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问题解析：深度研究结论

这一部分从历代疆域版图变迁的角度讨论我国当今西部问题的历史渊源。教科书上都说秦统一了中国，但是秦的版图与现代中国版图相比还有极大的差异。当然即使在这样的版图范围内，它的统治也已远远超出了汉地社会。秦汉时代的汉地社会，基本局限在中国北部的核心地区（诗经时代的汉地社会范围）。

日本学者铃木秀夫（Suzuki Hideo）研究发现，中国北方称水为河，南方则称之为江。其实早在铃木秀夫之前中国古人已经发现这一现象。颜师古早就注有：“江以南，水无大小，俗人皆呼为江。”宋人说南方之人谓水皆曰“江”，北方之人谓水皆曰“河”，不过是“随方言之便”。到了明朝人们则说，秦岭以南之水皆谓之为“江”，秦岭以北之水皆谓之为“河”。

宋人对南“江”北“河”称呼差异的原因解释为随方言之便是不对的，因为“江”字是来源于南方非汉民族（孟—高棉语人群）的一个非汉语（kroŋ），后来汉人用“江”字称kroŋ。

因为三国之前，中央政府对南方尚未建立有效的统治。中国南方居住的大多是非汉族居民，说的不是汉语。《蜀志·许靖传》有载：许靖与曹操书，自述从会稽“南至交州，经历东瓯、闽越之国，行经万里，不见汉地”。因此中央王朝采用郡县制加以中央集权式治理的地区，基本上也是这一块，即北部中国核心地区。

汉尚未取得西域史的郡县制治理版图。即使将西域括入版图，也只在那里采用军事弹压加朝贡的方式维持间接统治。发展到唐代的羁縻制度，仍然是以军事弹压和朝贡关系来维持的间接统治。

唐控制西域110年，加上困守库车、焉耆等几座孤城二三十年，总共一百三四十年。它控制蒙古高原则只有40余年。与“三百年天下”的一般印象相差还很大，直到元清才有效控制这些塞外羁縻地区。

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治理地区与羁縻地区的划分，与胡焕庸线的划分十分相近。这种相近不是偶然的。

人口分布的空间特征线：300到400毫米年等降水量带；雨养农业与无法从事雨养农业的地区间的划分线；汉族与非汉人的各少数民族分布区的区划线。人们常说中国人口众多和地大物博，其实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

与胡焕庸线的发现几乎同时，拉铁摩尔也发现了一条线，基本与胡焕庸线一致，不过把另一边称为长城边疆地区。(www.xing528.com)

无法从事雨养农业的地方，汉族人群无法生根立足，也就无法通过采用郡县制的治理方式而将那里变成巩固的国家版图。

那么胡焕庸线两边的板块限阈是如何被超越的？这是因为传统中国的国家建构模式不止有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模式一种，它还有另外一种形式即内亚的边疆帝国模式。没有内亚的边疆帝国模式不可能有今天的中国版图。

以往标准历史叙事的一个重要缺陷：中国的统一是通过汉唐式专制君主官僚制这一种国家建构模式的逐步扩展与完善而实现的，但汉唐式专制君主官僚制度更多地是适用于可从事雨养农业的汉地社会。将拥有完全不同的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及族群结构的汉地社会和边疆地区整合在同一疆域版图内，不仅仅依靠汉唐式专制君主官僚制，还有元、清两朝运用的内陆边疆帝国的国家建构模式。

公元1000年以后实现中国统一的王朝，元与清都不是汉族建立的。它们当然继承了汉唐式的国家建构模式，但还不止于如此，它们还具有另一种内陆边疆帝国的国家建构模式。这种模式萌芽于辽、发育于金、定型于元、成熟于清。

雍正帝很早就发现了这一现象，他说过：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实际上今天中国的版图由两块构成，一是“小中国”即传统中国地区（胡焕庸线以东地区），二是“塞外”，即胡焕庸线以西地区。今天的中国是“大中国”，包括“小中国”和“塞外”（胡焕庸线以西地区）。造就“大中国”的不是汉唐的国家建构模式，而是内亚的边疆帝国模式。内亚的边疆帝国模式在统治汉地的时候继承了汉唐的国家建构模式，但在统治非汉地的时候它还有另外一种统治方式，把它变成巩固国家版图的一部分。

从这一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在4000年来中国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中已经把西部中国变成中国版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西部中国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仍然远远地落后于东部中国。进一步解决“西部问题”，是4000年中国历史安放在如今这一代中国人肩头的神圣而艰巨的使命。

汉文明曾经成功地开发了淮水和秦岭以南的东南部中国，导致了东部中国人口和文化的均质化。汉人的三条历史经验——向被开发地区大规模移民、以农业经营为基本开发形式、用汉文化覆盖被开发地区，也可能不自觉地成为西部开发的历史包袱。我们在借鉴历史经验的同时，也要注意到西部民族问题的特殊性，主要有三点：第一，西部地区是边缘人群的世居历史家园；第二，“民族融合”不等于全面汉化；第三，民族“融合”只能是互相影响，“和而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