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护国运动与改土归流效果

清末的改土归流政策及其推行，在沿边土司中引起了极大的疑虑与恐慌。新成立的民国政府又未能制定出明确的政策法规，宣告土司制度的存废。这一方面加剧了沿边土司的疑惧，引起了诸多纷扰；另一方面又给广大土司以“较大的困惑与想象空间”，未改流者希望保留土司制度，已改流者则“群起抗争，文武兼用，力图复辟土司制度”。

1915年1月，云南开武将军行署参谋长庾恩旸任普防巡阅使，代唐继尧巡视普思沿边防务。西双版纳傣族土司中已被改流的易武、橄榄坝等土职呈文庾恩旸，要求恢复承袭土职。在这些要求恢复土司制度的群体中，以滇北金沙江北岸的会理禄氏五土司披砂土千户、会理村土百户、者保土百户、苦竹坝土百户、通安州土百户最具代表性。1914年6月，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进入会理地区考察，见到披砂女土司禄方氏。禄方氏请托丁文江将自己的呈文带回北京，“代呈大总统，请求不要改土归流”。

由于受客观形势的限制，这类呈文和请求大多没有结果，广大土司失望之余，却突然在袁世凯帝制自为中看到了希望。有资料记载，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活动中，滇西土司领袖南甸宣抚使龚绶曾拍专电催进，愿袁早登皇帝宝座。而出身滇南稿吾土舍、纳埂土舍代办的哈尼族土司、广东督军振武将军龙济光及其兄龙觐光专电劝进，并抢先在14省将军密呈袁世凯“请速正大统”的呈文上署名。云南护国首义爆发后，袁世凯任命龙觐光为督理云南军务兼署云南巡按使，率军假道广西进攻滇南，迎战李烈钧所率护国第二路军。龙济光之子龙体乾“潜回滇南，联络蒙自道尹何国均作内应，策动纳埂、稿吾、纳楼等土舍叛乱，扰乱护国军后方。民国五年1月，龙觐光率部攻占百色剥隘，一部入云南，在丘北、弥勒等地被击溃。2月7日，龙体乾在滇南发动三路土舍暴动，攻陷个旧，被护国军第二师师长刘祖武率部平息。龙觐光、龙体乾败逃广西”。

1916年初，金沙江北岸的禄方氏费尽心力，得到了袁世凯亲信四川督军成武将军陈宧的支持。4月，陈宧以禄方氏“办理夷务，深资得力”，委任为夷务“宣抚官”，仍辖披砂、会理村、苦竹、者堡、通安五土司夷众，恢复原业，镇靖边陲。禄方氏立即以夷务“宣抚官”的名义发布告示，于五土司所辖境内30处场镇，派差强行收租，恢复土司制度。5月25日，四川省巡按使委禄方氏女婿禄安佑任者堡兼会理村土司，管理该地彝务。可以说，这时的禄方氏实现了她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和政治抱负，她以为将在袁世凯洪宪帝国中大展手脚，施展自己的政治才华。但袁世凯仅做了83天的皇帝梦，洪宪帝制在唐继尧、蔡锷等领导的云南护国军民的打击下轰然倒塌，禄方氏的土司美梦也随之幻灭。1917年1月20日，四川督军署发布指令，前成武将军任内委任禄方氏为“宣抚官”，系属权宜之计，现大局已定，自应取消。禄方氏借宣抚名义侵回官产，实属胆大妄为，目无法纪，应即先将宣抚官原委注销，不准沿用。(www.xing528.com)

云南都督府在保留土司制度的同时，对敢于起兵叛乱，威胁其统治的土司，坚决进行军事打击，用武力改土归流。民政司兼司法司批示柯树勋《治边十二条》时宣称：“查各版纳中如勐遮、顶真、勐阿三处，抗命兴师，自应以地充公，不稍宽假，以为作乱者戒。”军都督府参议唐璆提出：“而土司中仍有或负固不服，逞其淫凶暴虐者，则宜择其尤者一二人，以兵力迫其易位，羁縻于省垣，或明正典刑，以昭其梗化抗命之罪。”1918年3月，滇军华封歌部渡过金沙江进占会理，者堡兼会理村土司禄世昌（安老八）、苦竹土妇禄方氏、苦竹兼通安州土司自复祺等联合起来，进据长冲，威逼会理，声言三路攻城，驱逐滇军，在者堡、苦竹、长冲等地与地方团队、滇军激战。会理县知事沈寿烈调集各路团丁，配合滇军作战，禄方氏等不支，败退潜逃，者堡衙署被焚毁。1919年1月，禄世昌、自复祺等被俘，但在关押中逃脱，再次调集武装踞守苦竹衙署。禄方氏被逼缴纳滇军勒派军饷3000元，因无力完成，再次聚众反抗。华封歌部进剿，烧毁苦竹衙署，掳杀禄世昌和自复祺。禄方氏被捕，在押病死。至此，禄方氏等恢复会理五土司统治的努力几乎完全失败。

在滇南，参与叛乱的彝族纳楼茶甸副长官司四支土舍（清末分为四土舍。第一支，长支，普国泰；第二支，普安邦；第三支，普应元，即普钧堂；第四支，普钦邦）均被牵连其中。其中资望最高的普钧堂带着一家老小打扮成哈尼族东躲西藏，四处托人沟通缓颊。云南都督府因龙济光的因素，对龙氏哈尼族土司留有余地，而对普氏彝族土司，则“借此机会进行‘改土归流’。普钧堂是‘祸首’，被革除土司职务，抄没家产，允许在城内医病（不久病故）；普国泰家因未积极参加内应事件，保住土司；其余普钦邦、普安邦两家也陆续改土归流，连同普钧堂家各自原辖的区域六个里都逐渐改为六个乡、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