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学研究：构建多民族国家的主导思想

我们看“中国”这个概念的形成和发展。从中国历史来看，曾经存在过诸多政权，但在“中华民国”之前并没有一个政权自称为“中国”。然而尽管没有一个政权简称为“中国”，但我们现在却成为一个以“中国”为国号的国家，其原因究竟是什么？这就是我解读的一个线索。

“长城以北非中国”的观点看似可笑，尤其是会得到持有“中国是汉族国家”观点者的严厉驳斥。但更可笑的是二者实际源出一个理论体系：民族国家理论。所以笔者认为要想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必须抛弃“民族国家”这个视角。而且“民族国家”的视角也不是我们现代，包括二战之后整个世界范围内国家的主要形态。放眼世界，没有几个是真正的民族国家，包括日本虽号称自己是单一民族国家，但实际上它也不是，在其国内北边有阿伊努人，南边还有琉球人。朝鲜说自己是单一民族国家，但其国内有很多是我们迁过去的中国人，包括明朝有很多人迁徙到今朝鲜民族的范围内。所以有关“民族国家”的话语体系是需要审慎对待的。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何尊上，该何尊是1963年在陕西宝鸡贾村出土的，现在该地成立了中国青铜器博物馆。在该青铜器上有一段铭文，出现了“宅兹中国”。有学者以“宅兹中国”为名写了一本书，该书主要是从哲学的角度阐释。有意思的是，何尊上的铭文显示：“……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在《尚书·梓材》里有“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在《诗经·大雅》中有“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很明显青铜器上的“中国”与古籍中的“中国”形成了呼应。那么“中国”的含义到底是什么？与前述提到的“中国、戎、夷五方之民”中的“中国”是不是一样？它是指“中国”这个族群还是“中原文化”还是“中原地区”？对此，学界有不同的认识，其中地域和文化两种说法似乎占据主流，对此笔者认为后世的很多认识存在偏差。包括翁独健先生在其《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一书中提到：“‘中国’一词，从《诗经》上就可以找到，不过古代‘中国’之称只是地域、文化的概念，或者是一种褒称。”张璇如先生认为：“关于‘中国’的概念，历史上是某一个地域名称，不是国称，作为国家概念，是近代的事。以往有些学者，把它认为国称，或囿于《禹贡》九州之说，把中原地区作为中国疆域，是不对的。”

笔者认为，“中国”的概念形成于中原地区，尽管最初没有近现代主权国家的含义，但其所具有的政治含义似乎是难以否认的。其原因在于，先秦时期，中华大地虽然没有形成大范围的统一王朝或政权，夏、商、周三朝对王畿之外的区域也不是直接的统治，但已经出现了“天下”权利中心的概念，如在《诗经》中出现了“中国，京师也”，其中“中国”为什么被称为“京师”，或为什么“京师”被称为“中国”？我们知道最初“中国”是指周天子所在地。这个很容易理解，因为这个习惯我们现在也还在用。现在我们一般称自己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西方尤其是西方媒体认为，或者是我们自己也会称我们自己为“北京政府”。为什么叫“北京政府”？因为我们权力的核心在北京。回到古代，京师之所以被称为“中国”，是因为周天子的统治区域和京师是“王畿”，是“天下”权力中心。这里可以很直接地看出来，“中国”很自然的是个地域概念，但政治含义却是非常浓厚的。由此衍生出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中国”在古人天下观中位居中央，是“王”或“天子”施政的核心区域，据有此地是“正朔”的重要表现，在占有这个地方后，相当于占有了大一统的权力核心。这种观念开始形成并日渐深入人心，影响着数千年来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中国”→“王畿”→“周王”（皇帝）→“正朔”（天下核心），这是一组有内在密切联系的概念，实际上就是大一统权力核心的意思。《诗经·小雅·北山》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说法，这个观念的核心就在于“中国”。这是中国的“天下观”。但是“中国”是可以变化的，从周王的统治区域来看，京师是变化的，其都城从镐京迁到洛阳。从后世政权的变化来看，到秦朝已经没有王却有了皇帝，皇帝的直接统治区域就是秦朝的郡县。由此，“中国”的范围扩大到了郡县的区域。“中国”实际上由“京师”到“郡县”一直到清朝最后定型，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大的变化，另外我们也可以从地图上直观地看到“中国”含义的变化及其过程。这里说到了清朝定型，是因为清朝通过一系列边界条约，把他的统治范围固定化了。为什么清朝被称为“中国”？因为清朝皇帝在与俄罗斯签订边界条约的时候，条约里“中国”与清朝是可以互换的。所以，虽然清朝没有自称“中国”，但是却是第一个以“中国”的身份跟邻国签订边界条约的国家。综上来看，从“京师”到“郡县”再到清朝以“中国”处理对外事务，可以看出有一条很明显的发展轨迹。

紧接着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发展轨迹？笔者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大一统”，其主导思想就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因此为了构建一个“大一统”的天下，周朝有“服事制”（或称为五服制）。从能够反映“服事制”的图上直观来看，很多人说这是中国古人理想化的产物。但对“服事制”的解释，中国的学者是两极分化的：要么一概否定，认为“服事制”根本没有实现过，是理想化的；要么机械地分析周朝很严格地执行了“服事制”。但是二者都是不准确的做法。

“服事制”实际上是一个统治观念。《国语·周语上》载：“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它的统治体系构建起来后有一套相应的惩罚措施。是为“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其中，笔者在《汉唐藩属体制研究》一书里，曾经对唐代为了维持这个体系的运转做过一定的解释，笔者认为武力讨伐是最后的手段。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结论，其根源就是上述《国语·周语上》的记载。因为这就是“中国”的统治观念，统治体系构建之后，为了维护统治体系的运转，就有不同的措施，最后才是军事行动。这也是中国的“天下观”。历史上唐太宗对吐谷浑、高昌所遵循的原则就是如此。因而怎么能说“服事制”的体系对中国历史没有任何的影响？

此外，上述《国语》里提到“（朝）贡”，日本的滨下武志先生提出“朝贡贸易体系”，对此许多学者迷惑了。因之后来我们的很多学者认为“朝贡”就是古代中国皇帝好大喜功，认为似乎边疆民族、边疆政权派遣使臣甚至是做生意的人随意带着东西就可以换取金银珠宝，但实际情况是不可能的。以唐代为例，笔者曾写过文章发现唐代为了维护朝贡体系的运转，设立了很严格的铜鱼制度。因此这个“（朝）贡”体系对后代的影响非常大，包括《国语·周语上》里提到的“德”，现在我们还讲究以“德”治国。还需要说明的是，有关对“服事制”的以“500里”为标准的划分是比较机械的解释，是后人的观点。如果生搬硬套到中国的地图上是套不进去的。实际上，笔者认为它是一种按照亲疏远近构建统治体系的统治理念，而非机械地按照500里的规制来实施统治。《国语·周语上》中有对一些诸侯进行解释：“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北有卫、燕、翟、鲜虞、潞、泉、徐、蒲，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东有齐、鲁、曹、宋、滕、薛、邹、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翟之人。”尽管有不同的诸侯，但他们与周天子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这些诸侯国有的和周王朝的“王（天子）”有着一定的血缘关系，而有的则没有。那些属于“王之支子母弟”的“姬姓”诸侯国因为和“王”同姓，血缘关系更近一些，故处于五服第二层的最里层；属于“甥舅”的诸侯国则次之；其余异姓诸侯则属于外层。所谓的“五服”实际上是按照与“王”的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划分出来的。在划分之后，给不同地位的诸侯不同的权利和义务，以共同维持体系的运转。从地图上来看，周朝实行的是一种可称之为“据点式”的统治方式。还有依据《本宗九族五服之图》，该如何理解？我们常言“五服之内皆兄弟”，也是用“服事制”的这套理论来处理我们之间的这种亲疏关系。这里面包括自己这一辈、父亲一辈、爷爷一辈以及包括有婚姻关系的连带关系，由此构成一个很大的网络。从上述不难看出为什么古人说“家—国—天下”，治国与治家实际道理相通。服事制的精神深入我们整个中国社会的深层次，在处理家族关系方面有着更为清晰的脉络，亲疏关系清晰可见。或者可以认为是先秦时期的人们将处理家族关系的理念发展为了构建天下统治秩序的服事制。同时也说明后人对这一统治理念是片面和机械的，并未抓住和认识这一理论的要义。除此之外，笔者认为“服事制”应该是“大一统”思想的萌芽，也影响到了之后历朝历代的统治观念。

“大一统”思想应当是萌芽于先秦时期，但其初步形成和付诸实践是在秦汉时期，尤其是西汉王朝的汉武帝开始用于指导构筑“大一统”王朝。笔者认为“大一统”观念的明确是由汉武帝所确立起来的。这为之后我们多民族中国疆域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对其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也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汉武帝时期形成“大一统”的观念，是由诸多因素共同决定的。一是思想基础，即“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观。二是制度基础，即“服事制”。三是现实基础，其中一方面是秦朝对中原的统一，另一方面是汉武帝继位之后西汉强盛的国力，后者是促成“大一统”能够实现的重要原因。据《汉书·食货志》：“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下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马。……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上述对汉朝国力从汉初到汉武帝时期的变化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记载，由前期刘邦找不到四匹毛色一样的马到汉武帝钱财“贯朽而不可校”以及粮食“腐败不可食。”由此来看，汉武帝作为一个有作为的皇帝，更大的目标在于建立“大一统”王朝。上述提到的“贯朽而不可校”的情形我们也可以从海昏侯墓中所挖掘的情况领略一二。其墓中发现很多青铜器、青铜钱币——五铢钱，总计10余吨。

思想指导行动，关于“大一统”思想，尤其是汉朝的“大一统”思想，一般学者将它与董仲舒联系在一起，从哲学的角度去探讨。实际上，汉武帝的“大一统”思想在兴兵匈奴之前已经形成，并开始指导其构建“大一统”王朝的行动。董仲舒对“大一统”思想的阐述只不过是汉武帝“大一统”思想的进一步细化，是替汉武帝的理论进行论证和完善，进而为其构建“大一统”王朝的行动提供理论支持而已。所以就有了谁是本谁是源的问题。对于汉武帝“大一统”的观念，学者多关注汉武帝对西汉前期匈奴政策的改变，试图从中探讨汉武帝的天下观念。有汉一代，匈奴问题确实是十分突出的边疆问题，也是西汉王朝历代皇帝一直关注的问题。但实际上“大一统”思想是在处理百越问题的时候得以形成的，这源于汉武帝继位之后遇到的第一个边疆族群问题并不是匈奴问题而是百越问题，因此汉武帝的天下观念是在处理百越问题的过程中才形成的。

从地图上来看，百越在南越的疆域中所占比重较大。西汉初期，西汉通过册立确立了与闽越、东瓯和南越的臣属关系，但三个政权之间常有兼并战争发生，汉朝就成为被求救的对象。公元前135年南越上书“闽越复兴兵击南越。南越守天子约，不敢擅发兵”，汉武帝以“多其义，大为发兴”派遣将军前去调节他们之间的矛盾，却得到了淮南王刘安的反对，但汉武帝没有听从淮南王的劝谏，依然继续执行，当然也很顺利地调解了闽越与南越之间的矛盾。战争结束后汉武帝派遣严助向淮南王阐明了自己的主张：“汉为天下宗，操生杀之柄，以制海内之命，危者望安，乱者卬治。”这里“汉为天下宗”接下来就有一句话是“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从这句话可以很明白地看出，董仲舒对“大一统”的解释完全是迎合了汉武帝的想法。在汉武帝有这样的想法后，由董仲舒找到一个理论进行阐释。而汉武帝并没有坐等董仲舒的阐释后就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实际上是汉武帝边行动，董仲舒边进行解释。不难看出，尽管社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但古人与今人的很多方面是相同的。汉武帝在有“大一统”的想法后，找了一些借口，采取了相应的行动。如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六月，设伏马邑，谋击匈奴单于；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平南越，设置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出兵朝鲜（卫满），设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派张骞出使西域，欲“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上述都是汉武帝自己找的理由，这源于古人“师出有名”的意思。为了挑拨南越王与南越丞相之间的关系，汉武帝派遣了一个名叫安国少季的使者，由于使者与南越王后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和复杂，导致了南越国的混乱。之后南越丞相吕嘉将南越王与这位汉使杀掉，这给汉武帝出兵提供了借口。对朝鲜也是派遣了一个使者前去，向朝鲜王提出他的一些做法是不合规矩的。朝鲜王不听其言，该使者并未达到目的但却在回途过程中将陪伴他的朝鲜官员杀了，汉武帝在之后将此人委任为辽东郡的东部都尉，直接统兵面对朝鲜，其直接结果就是朝鲜王出兵将此人杀掉，而汉武帝以此为由对朝鲜出兵。在攻克朝鲜之后，汉武帝在该地区设立了四郡。之后张骞出使西域的“凿空”，汉武帝为什么赞同，是由于张骞的一句话，类似于我们现在说的沟通东西往来的“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虽然可能实际上汉武帝并不一定关心所谓的东西沟通，但也才有了张骞的第二次出使西域以及之后对西域的经营、东西双方间的交流。我们要重视这个初衷。很遗憾的是，汉武帝采取了上述的诸多措施，但却没有看到结果就去世了。那么他的“大一统”到底何时实现？是在汉宣帝时期（公元前73年—前49年）得以完成的，期间还有一个汉昭帝。到这时才形成了一个“大一统”的王朝。

在地图上，将西域都护管辖的颜色与郡县管辖的颜色归为一类。但在《汉书·地理志》里，两者是不一样的。《汉书·百官志》的记载也表明西域都护是“加官”，汉朝对西域的统治并不是直接的，所以与郡县的区域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地图上也未能如实地反映出这个疆域之间的关系。(www.xing528.com)

汉代，尤其是汉武帝的“大一统”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大。具体来看，有三个方面。第一，汉代的疆域成为后代王朝比附的对象。后世的皇帝在形容自己如何有德、有功，疆域是否广大是其中衡量的一个硬性指标，所比照的对象就是汉朝的疆域。第二，汉朝的郡县是有德皇帝必须“一统”的区域。也就是说在这个区域里，不允许出现不臣的政权。第三，以匈奴人刘渊建立的汉赵为开端，边疆民族政权也参与争夺“正统”。举例来看，如《新唐书·地理一》中有“开元、天宝之际，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单于府，盖南北如汉之盛，东不及而西过之”的记载；《宋史·地理一》中有“疆理几复汉、唐之旧”的记载；《元史·地理一》中也有“盖汉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之句；在《清史稿·地理一》又有“汉、唐以来未之有也”之语。汉朝的疆域不仅成为比附的对象，对隋唐两朝统治者疆域观念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笔者认为也决定了我们后来历史的走向。这其中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西汉的郡县区域内出现的政权必须称臣。在《册府元龟》里有一个记载，唐太宗在进攻高句丽的时候说，“辽东旧中国之有，自魏涉周，置之度外”，“今九瀛大定，唯此一隅”，认为自己所取得的成就应当是很厉害的，并且自己并不想将统一大业的责任落在后代身上，避免重蹈隋朝的覆辙，因此想自己完成统一大业。这里唐太宗面对的问题就是高句丽问题。笔者上高中的时候，教科书里就有“隋唐两朝征讨高句丽”的内容，特别是隋炀帝的征讨，用来表现隋炀帝的穷兵黩武。举一个例子，当时修战船的兵丁由于长期泡在水里导致肉都长蛆了。深究来看，造战船应当是在海里建造，而海水的缘故一是不太可能生蛆的，所以这个例子应当只是后世的夸张解释，只不过最初我们并没有仔细地进行分析。但为什么隋炀帝征高句丽导致了国破家亡，后世的唐太宗还是要毅然举全国之力要讨伐高句丽，其原因究竟是什么？起初笔者也是困惑的，但到了2002年之后我们做了高句丽历史的研究，通过翻检史料才感觉到汉朝对唐代的影响，特别是对唐太宗。

高句丽，是在汉代郡县区域里出现的政权，具体来说是所设四郡中的玄菟郡里出现的。在《三国志·高句丽传》里记载：“汉时，赐鼓吹技人，常从玄菟郡受朝服衣帻，高句丽令主其名籍。”其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政权归属于哪里。现在高句丽的“将军坟”号称“东方金字塔”，用火山岩凿刻的“好太王碑”与我们中原地区的壁画墓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壁画，已经成了世界文化遗产。这个政权的都城从427年迁到了现在的平壤。那么对于“高句丽”这个政权我们应该怎样解释，隋唐两朝是如何认识它的？

《旧唐书·东夷列传·高丽传》记载：“侍中裴钜、中书侍郎温彦博曰：‘辽东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家玄菟郡耳！魏、晋以前，近在提封之内，不可许以不臣。且中国之于夷狄，犹太阳之对列星。’”这里边有两句话值得我们去思考，一个是汉代郡县之内是“不可许以不臣”，这一条针对唐高祖李渊在继位之初高句丽派遣使臣重新称臣，但李渊认为隋朝时高句丽称臣实际却不服管理，继而隋征高句丽而导致国家灭亡，因此不想建立这种有名无实的关系一事。裴钜据此与温彦博反对李渊的看法，李渊便不再说话。另一个是，中国之于夷狄“犹太阳之对列星”，尽管是两个——“中国”与“夷狄”，但他们还是一体的，是一个体系的。还有一个比喻是中国是本根、四夷是枝叶，在古人的观念里，中国与夷狄是一家的。从隋文帝到隋炀帝、唐太宗、唐高宗，经过四代皇帝努力，最终实现了对高句丽的统一。

由上我们需要探讨隋唐两朝是怎样认识“中国”的？另外一方面就是，边疆民族怎么认识“中国”？我觉得边疆民族还是继承了“大一统”思想的。这可以从元朝、清朝的疆域图得到一个直观的感受。不过，清朝的疆域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我们知道现在有一个“新清史”，对此大家的争论比较激烈。“新清史”它强调满洲特色，其实际上最终的目的虽然没有明说，但个人认为与“内陆亚洲”“中亚”的视角一样是想脱离开中国的视角，来阐释中国历史上的一些现象。对此，大家要仔细琢磨，尽管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但其背后实际是存在一个很大的体系，即认为这是与中国的形成和发展没有关系的、是单独的。狄宇宙的《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一书，说的是匈奴的游牧政权的形成和发展。我们的部分学者还是很吹捧，这其实值得我们去思考。

清朝的皇帝是不是认同“中国”，笔者认为我们没必要与他们争论。现在明清祭天的天坛里有几块石头，这是天坛里面的一个附属建筑。这些石头原来称为“七星石”，后来增加了一块石头名称未改变。我们知道中国历代皇帝有封泰山的习俗，向天祷告我们已经实现的一统。当满人入关后，为了表明自己是中国的一分子，就在上述的七星石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块石头，变成了八块，但这依然象征着中国一统。这里是清朝皇帝祭天的地方，如果这还不能代表清朝统治者的意志的话，谁又敢在这个地方随意改动？除此之外，在祭天的附近有一个斋宫，皇帝要祭天所进行的仪式是非常神圣的。那些“新清史”再结合清朝的档案认为都是被我们有意删改的，他们研究清朝历史就要研究满文档案，才能研究到真正的清朝统治者的意识。但对于“七星石”这样的现象却视而不见。不过我们也没必要与他们分辩这些东西，关键是我们自己要认同。然而现在，我们自己却也还是在迷惑中。

清朝不仅仅继承了“大一统”，有了相应的表现，而且实际从康熙皇帝时期开始，通过一系列边界条约的签订，开始与邻国划定边界。以下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签订的一系列边界条约。

康熙：《尼布楚条约》，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与俄国签订。

雍正：《布连斯奇界约》　《恰克图界约》　《阿巴哈依界约》　《色楞额界约》，雍正五年（1727年）与俄国签订。

乾隆：《修改恰克图界约第十条》，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九月十九日；《恰克图市约》，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正月与俄国签订。

《尼布楚条约》里有“大清国遣大臣与鄂罗斯国议定边界之碑”之语，那个时候签订条约与我们现代人签订条约是不一样的，以前的概念并不是非常明确。除此之外能从条约里看到“中国”与清朝是统一的，例如“河之南岸属于中国，河之北岸属于鄂罗斯”，其中并未用有河之南岸属于清朝之语。这说明清朝与“中国”是同义的。虽然清朝没有简称自己为“中国”，但却是第一个以“中国”的名义参与国际事务、签订边界条约的。因此可以说，《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反映出清朝代表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称呼，这不仅得到了邻国的承认，而且清朝的疆域也开始由传统疆域（或称王朝疆域）向条约疆界（现代疆域）转变，疆域范围逐渐明晰。也可以说，从这时候开始，中国皇帝眼中的天下开始有了明确的边界。但遗憾的是，这个转变的过程还没有完成就发生了近代的鸦片战争。鸦片战争的爆发，把中国划定边界的行为中断了。从此之后，中国的疆域开始进入了与西方的殖民体系进行碰撞的时期。我们说近代俄罗斯从我们国家割占多少领土，这个认识的基础就是建立在康熙、雍正、乾隆签订的界约之上的。从上述来看，疆域的转变是很明显的，因此笔者把它作为划分时期的一个重要的节点。也就是说，尽管近现代主权国家的理论不是形成于东亚地区，但实际上，清朝已经有了构建近现代意义上多民族主权国家的实践，这种转变是主动的。与此同时“中国”这个概念与国家的概念开始出现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