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学研究：自然环境与古人对人群的划分

本部分要介绍的是中华大地的自然环境及古人对人群的划分，即中国古代的对天下、对族群的认识。

从“五方之民”到“华夷”二元划分，表明实际上我们中国有传统的对“民族国家”的认识。借此要说明的是，虽然笔者非常希望脱开“民族国家”词语的使用，但是在脱开之后会担心自己的一些说法得不到很好地理解，所以有时候还是会借用“民族”这个词汇以使人更好地理解。

居住在中原地区的农耕族群很早就依据不同的分布范围、居住环境、生产生活方式等划分为不同的族群，进而有了“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的认识。到秦汉统一之后，则有了“华（夏）夷”的分别，或称“中国”“四夷”。司马迁在《史记》中将这些不同居住方式的人们分为“城国”和“行国”，民国时期的学者胡焕庸则画出了著名的“胡焕庸线”，将中华大地分为东（农）西（牧）两部分。上述这些是中国传统的对族群的划分。在中原地区，我们有一个黄帝的传说时代。炎、黄两个部落最终凝聚成了华夏。在形成华夏之后出现了一个问题——对“天下”的认识。从半坡的一个居住遗址的考古材料来看，半坡人的居住模式是居住区域在中间，周围建篱笆墙或者挖出一条沟。这个模式看似简单，但实际上奠定了之后整个中原地区农耕族群所构建统治体系的模式，例如后世的长城。之后进入夏朝、商朝再到周朝，基本上实现了一个凝聚。

在《礼记》中就有对族群的划分标准，在民族研究中，尤其我们云南是多民族分布区域，也可以参考《礼记》中传统的古人对族群的划分标准，看是否合适。《礼记·王制》中曰：“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自然环境的不同造就了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群体，也就有了不一样的饮食，牧业区域不吃粮食这也是由于无法种植粮食。通过上面《礼记》的记载，要分析它划分族群的方式是什么。现在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是我们传统的认识，因此就需要看我们传统的划分方式与西方“民族国家”的民族又有什么差别。所以很多学者还是用“民族国家”理论阐释中国的历史，这到底能不能阐释得通？我们中国的史书记载的全是对传统的观念留下来的认识。看二十五史，其中也记载着不一样的人种，有颜（肤）色、高颧骨、蓝眼睛，但是这不是区分族群的标志。古人也意识到了长相有差别，但认为区分的关键还是制度文化，即你认同了这种文化你就是“中国”。这是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农耕族群最早对不同族群的认识，明显有别于基于种族而来的民族国家理论，其划分标准不是相貌、肤色等人种特征，而是衣食、住居、语言等生产生活方式，属于物质文化的范畴。这种认识对后代处理不同族群之间的关系、统治思想以及统治政策等均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历朝历代奉行的“因俗而治”“用夏变夷”“以夷制夷”“华夷一体”等观念和政策。例如“华夷一体”，古人认为尽管是“五方之民”，但这都是“天下”的百姓子民，只不过双方间有些差异罢了。这是中国古人对“天下”、对族群的认识，后世历朝历代的统治观念和政策就是从此出发的。

“五方之民”是中国古人的“民族观”。“五方之民”的划分随着秦汉王朝的出现，演变为“夏”（华）、“夷”两大群体的二元结构，而按照民国时期的胡焕庸线基本上也可以将中华大地上的人群分为农耕和牧业两大群体。这两大群体是我们现有的56个民族共同的祖先。现有的56个民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民族识别划分出来的，往前推的话实际上都是由“五方之民”到“华夷”二元结构发展而来的。(www.xing528.com)

当今学界一般以“民族”“民族国家”的视角看待中华大地上的人群凝聚，这实际上是西方话语体系进入东亚之后的结果。我们经常会提到匈奴民族、汉民族，实际上这是我们今人的观点，中国古人是没有这个观念的。不仅如此，在不同时期“汉人”涵盖的范围也是不一样的。汉朝的汉人与元朝的汉人是两回事儿，元朝的“四等人”里的汉人包括了契丹人、女真人还有渤海人。所以在看到上述提到的“崖山之后无中国”、汉服社的射箭事件等后会觉得很可笑，自认为自己是汉族的后裔，但实际上最基本的汉族究竟是什么时候的汉族都没有搞清楚，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究其根本，话语体系的缺失是很重要的问题。

从胡焕庸线来看，我们说的“华夷”基本上是指农耕与牧业这两大群体，这其中有一个长城。回头来看，如果我们认为中国是汉人国家，那么西方学者认为的“长城以北非中国”的说法能否成立？长城北面，现在来看，内蒙古人里有很多我们当今认定的汉人，但是在明朝之前内蒙古又有多少汉人？长城的地理位置紧邻北京的北边，长城再往北就是游牧区域——蒙古人的分布区域。要订正一个问题就是汉代跟明代的长城，东边的起点是在丹东地区的鸭绿江口而非山海关。

中国人实际就是由农耕和牧业两大群体所构建的。回顾我们的史书，历史上游牧和农耕族群的互动几乎占据了整个史书记载的绝大部分，多民族中国就是在这种互动中形成的。那么，这两大群体是如何建构这个国家的？虽然深究其原因会因为不同的角度得出不同的结论，但笔者的看法是，从“中国”概念的出现，包括“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历史上不同族群建构的政权对于“中国正统”的争夺，应该是我们解决上述问题不可忽视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