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箭炉汉人移民“借用”藏人的地名、人名和庙名进行的一系列主观建构产生一个奇妙效果，也就是使汉藏双方最终在信仰层面实现了“共享”。信仰是文化的核心，也是文化整合最高、最完美的层次。由于汉人移民将藏人“噶达山神庙”同时视为自己的“郭达将军庙”，使汉藏民族在信仰层面上产生链接与共鸣。后来由此衍生出来的“将军会”，进一步发展成为打箭炉城内汉藏民族“同祀共欢”和文化整合的最高形式。
汉人移民在建构“郭达将军庙”的同时，也对藏人的“噶达拉康”进行了一番汉式“再造”。史载，“噶达山神庙”建于雍正四年（1726年），坐落于打箭炉城折多河西。[66]咸丰年间，汉人官员候选李文阩以原庙为基础建祠，名曰“郭达将军庙”。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该庙又经李文陞之孙李天祺重修。[67]后期的两次重修显然由地方汉人官绅资助和主导。到1941年，因庙殿年久失修，由当地士绅、锅庄主、秦晋商贾及藏人信众再次集资重修，新造转经房和重建戏台。[68]两年后，新葺的将军庙一度被西康省府“划拨为建立忠烈祠之用”，“以崇祀忠贞，昭示来者”。[69]尽管汉人对郭达庙进行了一系列“再造”，在庙内建有戏台、惜字库。庙的后殿也另供观音菩萨、李老君、川主神像等汉式神祇。庙的外观亦呈汉式椽斗建筑式样。但庙内汉、藏文化因素的混搭布局，丝毫未影响藏人对噶达山神的供祀和虔信。原因是尽管增加了汉人信仰因素与文化特点，但庙内大殿始终供奉藏式山神像，并特置藏式转经筒。这些均说明在庙内供奉藏式山神的特殊做法一直得到当地汉人官绅及民众的维护与认可。
汉人在对郭达庙进行汉式“再造”过程中，始终保留和兼顾庙内的藏式特点。1939年西康建省后，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还特地安排康定城内的南无寺、安却寺两大格鲁派寺院担负轮流看管郭达庙香火的职责。[70]这说明尽管汉人将该庙视作“郭达将军庙”，且加以修葺与“再造”，却十分清楚其同时也是藏人的信仰场所，故特意委托藏传佛教寺院来管理香火。因汉人对庙中藏人神像及其特点给予充分尊重与容纳，“郭达庙”日益成为打箭炉城内汉、藏双方共同表达信仰的场所，也成为汉、藏在信仰上发生链接的重要纽带。清末任职川边的查骞已注意到，打箭炉“汉夷民讼有不决于心者，两造各设油鼎汤釜，赴将军庙叩决，理曲者多却退。夷民过庙前，必拜而后趋越”。[71]可见，至清末，该庙在藏人和汉人心目中均已具有同样的神圣性和约束力。
不过，“郭达将军庙”在整合打箭炉汉、藏关系方面发挥的最大功能，则是以此为基础发展出来的“将军会”。“将军会”始于何时已不得而知，但是至少在民国时期，“将军会”已成为康定城内一年一度盛大的宗教活动与节日庆典。会期为每年农历六月十五。据传这一天是郭达将军诞辰之日。有人曾对1931年康定城举行“将军会”的盛况作如下记叙：
昨日为此间郭达将军诞辰，俗呼将军会。是日午后一钟，神驾出行，前列各项戏剧平台，杂以鼓乐，次为香花水果茶食宝珠衣等供养，又次为火牌、执事持香，妇女与念经或奏番乐之喇嘛以及画装之剑印二使者，鱼贯而行，终则以四人肩抬将军神像，尾随其后，沿街铺户，秉烛焚香，燃烧柏枝，全城香风馥馥，观者塞途，一时颇称热闹。[72](www.xing528.com)
“将军会”主要是抬着“将军神像”巡游康定全城。[73]此活动虽由汉人“会首”向汉、藏民众募捐费用并具体组织和承办，却是由藏、汉信众共同参与的盛大活动。活动遵循的原则是，抬着神像巡游的必须是四名身着藏装的藏人青年。而念经、法事活动由汉人端公和藏人喇嘛共同完成。恰如史料所记：“每年农历六月十五日是郭达将军骑青羊仙去之日，藏汉民族于是日举行迎神赛会，各行帮集资演戏酬神。是日求签问卦，上油还愿者都络绎不绝。出驾的依仗阵容不亚于娘娘会。所不同者抬菩萨之人，皆为藏族青年。参与菩萨出巡行香之人藏族男女老少，要占总人数之半。”[74]“将军会”成为一年一度藏、汉民众同祀共欢的盛大宗教庆典。“将军会”会期三日，期间，“整个康定城都沉浸在欢乐气氛之中，其热闹程度是康定历年各庙会之最”。[75]其繁华欢乐情景，正如民国时人所记：“是日将军行身出驾。笙箫鼓乐，旗锣幡伞，扮高桩，演平台，以及各种游戏，装鬼扮神，陆离满目，绕场过市，万人空巷，亦一时之壮观也。”[76]该活动虽被冠以具有汉人信仰色彩的“将军会”名称，却丝毫不影响藏人的参与热情，如史料所言：“农历六月十五日，相传为郭达将军生日，藏、汉群众都虔诚信仰，尤以藏族信者为多。届时要举行盛会，演戏酬神，将军菩萨出驾，四乡群众皆至，十分热闹。”[77]至此，我们可以清楚看到，由“郭达将军庙”发展出来的“将军会”，其性质既非完全汉式，亦非单纯的藏式，而是汉、藏信仰因素杂糅的混合体。但正是通过这种汉、藏信仰因素杂糅的宗教活动与庙会庆典，康定城内的汉、藏民族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同祀共欢”。“将军会”亦成为整合当地汉藏关系最有效的仪式与节日庆典。
或许正是因“郭达将军庙”及由此衍生的一年一度的“将军会”，使康定城汉藏之间关系得到充分整合。特别是通过“将军会”的“同祀共欢”，极大消弥了汉藏双方的文化生疏感，使汉藏文化界线趋于模糊。这一点在民国时期的记载中已有充分反映。康定城汉藏人数大致各居其半，但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相互濡染、相互接纳的情形十分普遍。民国时期的记叙称，当地汉人子女多有“习于穿蛮装的”，“在这地方生长的小孩，差不多没有一个不会说蛮话、唱蛮歌的。其中有的一口蛮话，和康人没有分别”。[78]康定藏人则多能说汉话，“富家生活也很优裕，家里用具，多同汉人”。[79]以致当时有汉人发出“多数康人已经汉化，或是少数汉人已经康化”的感慨。[80]
自清代迄于民国，打箭炉这座位于汉藏之间的“边城”一直以汉藏民族关系的和谐著称于世，堪称汉藏交融与文化整合的典范，被时人形象地誉为“汉藏两族的分野和交流地”。[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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