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箭炉”地名最早见于汉文文献记载，可追溯至明朝洪武年间。不过当时典籍一律将其写作“打煎炉”。《明实录》洪武十五年（1382年）七月乙卯条载：
故元四川分省左丞相剌瓦蒙遣理问高惟善等，自西番打煎炉长河西来朝，上故元所授银印。诏赐文绮四匹，帛如之，钞二十锭，衣一袭。[20]
洪武时，其地打煎炉、长河西土官元右丞剌瓦蒙遣其理问高惟善来朝，贡方物，宴赍遣还。
“长河西”指大渡河以西。“西番打煎炉”指今康定一带。这说明在明人眼中“打煎炉”为“西番”之地。《元史》载，元朝曾在管辖康区的“土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简称“朵甘思宣慰司”）之下设“碉门鱼通黎雅长河西宁远等处军民安抚使司”。此即清代管辖大渡河以西、雅砻江以东“明正土司”之前身。据任乃强考证，明初“打煎炉”之地仅有常住居民10余户，系一小村落。[21]元、明更替之际，可能因土官元右丞剌瓦蒙遣理问高惟善“自西番打煎炉长河西来朝，上故元所授银印”，使明朝知晓“打煎炉”地名。[22]
洪武以后，“打煎炉”地名在很长时间内不见于史载。直到清康熙年间，此地名才重见于史籍。清初和硕特蒙古控制康区时，“三藩之乱”爆发。割据云南的吴三桂势力延伸至滇西北，且与西藏多有来往。[23]这引起清廷不安。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廷发出《谕遣能员往打箭炉侦察防御并著各处督抚搜查吴三桂与达赖喇嘛交通书札》，谕令称：
又，刑部侍郎遣冯甦能员赴打折卢地方侦贼情形，仍移书达赖喇嘛，令勿纳残贼入其境内……打折卢地方应移文四川总督，令选贤能人员，不时侦探防御。上曰：此事即如所议行。打折卢等处地方应选堪用之员，如喇都浑其人者，遣往彼地，不时侦探……[24]
谕令将“打煎炉”写作“打折卢”。可见，该地名在早期文献记载中主要存在“打煎炉”或“打折卢”两种写法，并不写作“打箭炉”。“打煎炉”或“打折卢”显然不存在任何汉文字面含义。相反，这两种不同写法清楚地揭示出一个事实：该地名应源自藏语地名的译音，属汉字记音词汇。对此，学界已有较为一致的看法：该词“系藏语‘打折多’之译音”。[25]藏语称两水交汇处为“多”（mdo）。打箭炉正好处于源自折多山之折曲（即折多河，曲为“河”）与源自大炮山之大曲（打曲，即雅拉河）交汇处，故被藏人称作“打折多”（dar rtse mdo）。[26]事实上，明代和清代早期文献中出现的“打煎炉”或“打折卢”两种不同写法，正是藏语“打折多”的译音。
但是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的《圣祖仁皇帝御制泸定桥碑记》却出现这样的记载：
打箭炉未详所始，蜀人传汉诸葛武乡侯亮铸军器于此，故名。[27]
这是“打箭炉”地名写法出现之始。自此，“打箭炉”地名的写法趋于固定，再无“打煎炉”或“打折卢”之异写。且凡涉及“打箭炉”地名由来者也大多征引此传说。[28]毫无疑问，将“打煎炉”“打折卢”变成“打箭炉”的始作俑者正是汉人。诚如《御制泸定桥碑记》所言“蜀人传汉诸葛武乡侯亮铸军器于此”，这是出自蜀人的传说。所谓“蜀人”，乃指从蜀地迁入的汉人。
需要注意的是，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廷谕令尚称该地为“打折卢”，为何时隔二十八年后的《御制泸定桥碑记》却突然变为“打箭炉”？且附上“汉诸葛武乡侯亮铸军器于此”得名之传说？其实，从1680年至1708年期间，恰好是清朝经营打箭炉取得重要突破，亦即西炉战役和泸定桥落成从而使打箭炉局势发生根本改变并导致蜀地汉人移民大量迁入的时期。这无疑成为汉人移民把藏语译音地名变为“打箭炉”并进而依据字面含义建构出“汉诸葛武乡侯亮铸军器于此”传说的社会历史背景。
不过，汉人移民对“打箭炉”地名的塑造并未就此止步，而是朝着细节更为生动、内涵更加丰富的方向继续演绎。雍正十年（1732年），途经打箭炉进藏的王世睿在《进藏纪略》中留下这样的记载：
昔诸葛亮武侯征蛮，曾于此地造箭，遣一军人监之，厥后成神，立庙享祀，此打箭炉之所由名也。[29]
在此记载中，“打箭炉”传说被进一步细化。其一，诸葛亮“铸军器”变成“造箭”；其二，“造箭”非由诸葛亮本人所为，而是“遣一军人监之”，并且产生造箭军人“厥后成神，立庙享祀”的说法。这位造箭“军人”是谁？乾隆四年（1739年）成书的《雅州府志》提供了答案：
郭达山，炉东一里，昔名沙哇纳，因武侯七擒孟获，命郭达于此造箭，因名。[30]
乾隆末年周霭联在《西藏纪游》亦记：(www.xing528.com)
打箭炉土人云：昔武侯征孟获时，令麾下将郭达于沙哇纳安炉造箭，故名。今山上尚有炉韛故址。城中有郭将军庙，甚著灵异。[31]
查《三国志》等相关史籍，诸葛亮同时代人物中并无“郭达”其人。故可肯定“郭达”并非真实历史人物，应出自后人之虚构。那么，“郭达”从何而来？
关于“郭达”的来历，两方面提供了关键线索：一是打箭炉城外有“郭达山”，一是打箭炉城中有“郭达庙”。
乾隆《雅州府志》在描述郭达山时，有这样一段记载：
（郭达山）时有青羊绕山而行，夷人敬畏，不敢轻至。[32]
“夷人”指当地藏人。“夷人敬畏，不敢轻至”表明郭达山与当地藏人的信仰应有密切关联，应是其崇拜与祭祀的对象。民国时期任乃强在描述郭达山时指出：“西康村镇附近，必有一山被指为其村镇之神山。打箭炉之神山，即郭达山也。”[33]可见，当地藏人“敬畏”郭达山，原因在于郭达山是他们敬奉的“神山”。1936年冬，旅居西康的贺觉非与曾言枢登顶郭达山，尚见山顶竖立一“经杵”。[34]此“经杵”应是藏地神山上常见的以嘛呢箭杆插成的“拉资”（蒙古语称“俄博”或“敖包”）。在藏区，神山顶一般均有“拉资”。“拉资”是藏人崇拜神山的重要方式。“绕山而行”即“转山”，同样是藏人崇奉和供祀神山的重要活动。[35]由这两点断定，所谓“郭达山”正是当地藏人敬奉的“神山”。
神山崇拜是藏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是藏族在严酷高原环境中看待和处理同自然关系的一种独特观念与文化传统。一般来说，神山崇拜大多是区域性的，有某一个或数个村寨敬奉的神山，有某一条沟谷、地理单元及局部区域敬奉的神山，也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域内人们共同敬奉的神山。郭达山（btsan brag）显然应是打箭炉地方藏人敬奉的一座“神山”。
关于郭达神山的内涵，我们从打箭炉城中的“郭达庙”可进一步见其端倪。前引文称，打箭炉“城中有郭将军庙，甚著灵异”。郭达庙今已无存。[36]但有关郭达庙的性质、特点与文化面貌，我们在相关史志文献中仍不难觅见其真相。《西康图经》记，民国时期康定“每岁新正，有人来此祈年，新其封识。一般市民祷山神者，不必赴此，但祷于城内之将军庙”[37]。“祷山神者”可“祷于城内之将军庙”，充分说明郭达庙所供奉的神与郭达山神应为同一性质。乾隆年间的学人李元亦记：“山有神灵因而敬畏之，汉贾至者从而礼拜，造为武侯征孟获，命将军郭达造箭之说”。[38]任乃强曾描述郭达庙所供神像：
庙中塑神相，甚狞丑，骑独角羊。有木牌署“敕封某爵汉朝郭达将军神位”。[39]
格勒的《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也描述道：
（郭达庙）将军的神像造形狞严，骑在一只泥塑的独角山羊背上，身着长袍。神像是由坚硬的木料雕刻而成。神像前，牌位上用汉文写着：“敕封□□大帝汉朝郭达将军之位”。[40]
从以上描述看，除汉文牌位外，庙中的郭达将军神像形容古怪、面目狰狞，坐骑为独角山羊，与汉式庙中神像迥然有别。清末吴崇光在《川藏哲印水陆记异》中还记录了藏人对郭达庙神像的反应：
相传武侯造箭于此，其匠人郭姓，所乘之羊已仙去。炉有庙，形容古怪，夷人敬而畏之。[41]
神像既然是汉郭达将军，“夷人”为何“敬而畏之”？事实上，据学者调查研究，将军庙中供奉的神像在当地藏人心目中乃是护法神“当钦”（dam can）。传说中的“当钦”是铁匠出身，骑羊，手持皮火筒（藏族烧篝火用的一种工具）。藏传佛教信徒称之为“骑羊护法”（藏名dam can mgar ba nag po，mgar ba意为铁匠，nag po是黑色之意。dam can mgar ba nag po即黑铁匠护法神）。[42]另据康定籍的杨嘉铭教授见告，原康定城中的将军庙，当地藏民称作“噶达拉康”（mgar ba lha kang），是祭拜当地护法山神的神庙。“噶达”（mgar ba）是山神的名称。庙内所供噶达山神面呈黑红色，怒相，额有纵目，头戴金黄色的藏式圆盘帽，身着藏式绣花袍，右手持铁火锤，左手执火皮囊，骑双角青羊。[43]关于噶达山神的来历，当地藏人的传说称，相传很久以前，一铁匠在西藏习法，奉命来打箭炉，修成正果，幻化为铁匠化身的神。藏语“噶达”（mgar ba）为“铁匠”之意。[44]
由此我们可以明白，汉人语境中的“郭达”，其实源自当地藏人心目中的山神名称“噶达”。而汉人所谓“郭达将军庙”亦脱胎于当地藏人祭祀山神的“噶达拉康”。对这一点，民国时期的学者已基本形成共识。1936年考察康定的四川大学教授李思纯就明确指出：“按所谓郭达，即为藏音之噶达，乃山神之名，非人名。”[45]任乃强也指出，郭达乃是“噶达”的转音。[46]其实，除读音相近外，尚有三点可确证汉人之“郭达”原型来自当地藏人的山神“噶达”。其一，汉人传说中“郭达”的身份是铸箭或铸造兵器的将军，这与藏族山神的“铁匠”身份吻合。正如民国时期学者王登在《打箭炉》一文中所言：“汉人旅居康定者，询知郭达为铁匠之意，又以大折诺音近打箭炉，遂附会其说，谓孔明南征，曾命郭达将军造箭于此。”[47]其二，汉人传说郭达铸箭后“乘羊仙去”，与郭达庙内供奉的山神骑独角羊吻合。其三，“青羊绕山而行”的记载，与藏人神山崇拜之传统“转山”习俗契合。[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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