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代开始，青藏道（唐蕃古道）是连接和沟通汉藏官方往来的主要交通路线。川藏道仅作为入藏茶道起辅助作用。明代中后期，因青藏道屡遭劫掠，道路梗阻。面对西北蒙古诸部的威胁，明朝为实施“隔绝蒙番”的政策，开始允准和鼓励藏区僧俗朝贡使团改由川藏道往返。[7]成化三年（1467年），明朝规定：“进贡番僧自乌思藏来者皆由四川，不得迳越洮、岷，著为例。”[8]成化六年（1470年）又订立乌思藏贡使“由四川路入”的则例。[9]使川藏道开始取代青藏道在汉藏政治交往中的地位，成为沟通内地与西藏的正式官道。此后汉藏使员及商旅往来于西藏与内地，逐渐络绎于川藏道，皆途经打箭炉。打箭炉的交通咽喉地位开始凸显。
川藏道官道地位的确立进一步刺激了明代后期四川南路汉藏边茶贸易的发展。[10]汉藏茶叶交易市场开始逐渐从大渡河以东向大渡河以西的打箭炉转移。明代中期以后，四川南路私茶贸易屡禁不绝，茶禁控制力度减弱，使汉藏贸易日趋繁盛。大渡河东岸的沈边（今沈村）、冷边（今冷碛）发展为明代后期重要的汉藏贸易集镇。[11]明末，蜀地屡罹兵燹之灾，特别是张献忠入蜀，使不少蜀人西迁避险。《荒书》记：“成都残民多逃雅州，采野菜而食，亦有流入土司者。”[12]所谓“流入土司者”，指不少蜀人越过大渡河进入土司管辖地区。乾隆《雅州府志》记：“自明末流寇之变，商民避兵过河，携茶贸易，而乌斯藏亦适有喇嘛到炉，彼此交易，汉番杂处。”[13]由此，汉藏贸易市场逐步跨越大渡河，西移至打箭炉。史载：“汉贾远售求价，自沈、冷、嘉、岩，渐止打箭炉焉。”[14]打箭炉逐渐成为川茶输藏的主要贸易市场，并得到清朝官方认定和重视。
打箭炉作为汉藏新兴的茶叶贸易市场地位，在清初康熙年间“西炉之役”，尤其是泸定桥建成后得以确立和强化。明末清初，蒙古和硕特部入据青海后，南下控制了包括打箭炉在内的康区。为稳固西陲局势和控制藏区需要，清朝在平定“三藩之乱”后开始向西推进，与和硕特部争夺康区的控制权。因打箭炉为康区门户和交通要津，清朝遂选择以打箭炉为突破口，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清朝派员勘查打箭炉地界，将“土司所辖之地”纳入版图。[15]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发动“西炉之役”。[16]战事结束后，清朝势力延伸到打箭炉以西雅砻江流域。打箭炉作为由川入藏咽喉，战略地位日益重要。四川巡抚能泰上奏“入炉必经泸水（大渡河），向无桥梁”，至康熙四十年（1701年）建成泸定铁索桥。[17]交通的改善导致大批汉人商民进入打箭炉。1720年随清军入藏的吴廷伟在《定藏纪程》中称：“西安府作买卖人在此（打箭炉）甚多。”焦应旂的《藏程纪略》亦记1716—1717年间打箭炉，“今设兵戍守其地，番汉咸集，交相贸易，称闹市焉”[18]。打箭炉作为清初新兴的汉藏茶叶的市场的核心地位得到确立。(www.xing528.com)
自吐蕃时代起，汉、藏之间形成以大渡河为分界的传统。[19]元明两代，汉、藏界域以大渡河分界的格局仍然延续，汉藏茶马互市的地点也主要集中在大渡河东岸。但是到明末清初，因西炉之役、泸定桥建成和清朝控制打箭炉以及汉藏茶叶交易市场的西移等事件，汉、藏之间以大渡河为传统分界的格局被打破。汉藏分界向西推移，跨越大渡河，移至打箭炉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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