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边疆学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萌芽时期，即清代乾嘉、道光年间兴起的西北史地研究之学及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开始注重对边疆地区的研究时期；发展和初步形成时期，即20世纪30至40年代，以“边政学”为主的边疆研究，从理论和方法等方面，初步奠定中国边疆学基础时期；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边疆研究繁荣及重新构建中国边疆学学科的时期。

1.中国边疆学的萌芽时期

早在100多年前的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兴起的西北史地研究之学及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开始注重对边疆地区的研究，可以说是中国边疆学的萌芽时期。当时中国清朝一部分有识之士，包括任职的官吏、文人学士，鉴于中国与西方及北方诸国及西北边疆民族接触日益增多，迫切需要了解他们的情况，以“安邦定囯”。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有识之士更迫切希望了解西方诸国及它们侵略的中国边疆，提出“以夷之长技以制夷”等类似的方针和策略。因此，从嘉庆以后，乃至1840年前后，以西北史地及研究边疆民族的史地、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论著、译著大量问世，涉及历史上边疆民族与域外交往的内容，即包括以后称之为中国边疆学的主要内涵。

比如，以考据之学研究西北史地的，有宦游从征者的著述：七十一之《西域闻见录》、松筠的《新疆疆域总叙》及其命徐松所撰之《新疆识略》、汪廷楷的《西陲总统事略》、和瑛的《三州辑略》。遣戍者的著述：洪亮吉的《天山客话》，纪昀的《乌鲁木齐杂记》《河源纪略》，林则徐的《荷戈记程》，祁韶士的《西域释地》。其他方面的著述：如傅恒的《皇舆西域图志》《西域图文志》，齐召南的《西域诸水篇》，沈壵的《元史地理志释》　《水经注地名释》　《西游记金山以东释》《西域小记》等；李兆洛的《历代地理韵编》　《外藩蒙古要略序》；张穆的《蒙古游牧记》；魏源的《圣武记》《元史新编》《西北边域考》《外藩疆考》《西征布鲁特记》《新疆后事记》；何秋涛的《北徼汇编》《朔方备乘》《元代西北疆域考》《哈萨克述略》；洪钧的《出使各国》　《元史译文证补》　《中俄交界图》《西夏国志》（未刻）；邹代钧的《西征记程》　《中俄界记》　《蒙古地记》等；沈曾植《元朝秘史注》　《蒙古源流笺证》　《元经世大典西北舆地考》　《岛夷志略广证》。丁谦对于历代史籍边地所作地理考证，凡二十九种等。

这一时期的边疆研究的特点，仍然是沿袭中国史学研究的传统，没有脱离历史学的范畴，不过更加重视“经世致用”，也开始注意西方的研究成果。对于中国边疆学来说，仅可以说打下了一些基础，处于萌芽的阶段。

2.中国边疆学的发展和初步形成时期

从清末“新政”到民国北洋政府时期，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侵略的深入，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加深，西方的近代科学文化也传入中国。其中，与中国边疆学相关的是，通过国内的精英（主要是留学生）将西方的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理论和方法传入中国。于是到20世纪30至40年代，在西方列强特别是日本侵华的抗战时期，中国的边疆地区首当其冲，成为日本等列强侵和宰割的对象。在这民族和国家存亡的关头，全国各阶层，特别是国内有识之士，更加关注边疆。一时关于边疆的论著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版发行，各种报刊均有关于边疆的报道和评论。其中，有承袭中国史学传统撰写的边疆史地著作，如顾颉刚、史念海的《中国疆域沿革史》　（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葛绥成的《中国边疆沿革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蒋军章的《中国边疆地理》（文信书局1944年版），童书业的《中国疆域沿革略》（开明书店1946年版），等等。

同时，有关边疆的学术团体及其所办刊物也纷纷面世，如影响较大的中国边疆学会及其创办的刊物《中国边疆》月刊（重庆总会办）及《边疆周刊》（成都分会办）；新亚细亚学会及所办的刊物《新亚细亚》；中国边政学会及其创办的《边政公论》；等等。在20世纪40年代全国各地许多高等、中等学校和训练班开设了有关边疆的课程，而最终在1944年于中央大学、西北大学增设了“边政学系”，专门培养为边疆服务的人才。此外，当时许多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及一些自然科学家纷纷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除当时流行的“边政学”的学科名称外，同时也出现了“边疆学”的名称，1933年在《殖边月刊》上首次出现此名称，但影响不大。

在这一大的背景之下，作为中国边疆学的前身，中国边政学这门学科的理论构建也初步完成。其标志应是时任蒙藏委员会顾问兼中国边政学会常务理事的民族学、人类学家吴文藻先生在1941年发表的《边政学发凡》^[19]，以及民族学家杨成志在1941年9月发表的《边政研究导论——十个应先认识的基本名词与意义》^[20]。《边政学发凡》提出了边政学的定义是：“边政学就是研究边疆政治的专门学问。通俗地说，边疆政治就是管理边民的公众事务。用学术语，边政学就是研究关于边疆民族政治思想、事实、制度及行政的科学。”文中对研究边疆的性质、目的，边政学研究的内容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作了阐述。^[21]边政学研究代表性的学者除上述提到的外，还有华企云、凌纯声、黄文弼、马长寿、梁钊韬、方国瑜、徐益棠等。

显然，边政学突出的是边疆的政治、治理问题，与今日的边疆学的定义有一定的差异，这与当时的边疆的形势有关。但其内涵也包括了边疆地区经济、文化、民族等方面的内容，与现代的中国边疆学的概念及内容可以说基本相同。因此，我们认为，这一时期边政学理论的构建和实践，是中国边疆学初步形成的时期。其特点，是在当时边疆危机、民族存亡的关头，上自政府下至一般百姓均关注边疆问题，边疆研究蔚然成风。这一时期的边疆研究已由过去传统历史学之下的史地之学，而逐渐形成为由新的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理论和方法所主导，多种学科综合的新的学科——边政学。

3.中国边疆研究繁荣及重新构建中国边疆学学科的时期

1949年新中国建立至1979年改革开放前夕，由于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学科而遭到忽视，加之对国民政府时期的历史认识、研究不够等诸多原因，中国的边政学或边疆学几乎再未提及，更勿论这一学科的构建和发展。但是，这一时期对边疆地区及民族仍然十分关注，边疆地区的研究仍在继续。比如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其中大部分为边疆地区）颁布的一系列法规，包括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政策，促进了边疆社会的发展与变革等。又如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及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少数民族五种丛书的编纂；20世纪70年代关于外帝国主义（主要是沙皇俄国）对中国边疆的侵略研究；中印、中苏边境的反击战相关的研究；等等。

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边疆研究又提上日程，以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专门机构为标志，边疆研究又开始逐渐走向繁荣时期。从1980年至今，又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末世纪之交。这一阶段边疆研究虽然以“边疆史地”的研究为主，但逐渐重点向边疆的现实研究转变。2001年笔者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1期《笔谈专稿：面向21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中发表的《世纪之交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回顾与展望》^[22]，对20世纪90年代边疆研究的成绩作了回顾：（1）“研究领域的扩大及发表、出版论著增多”。（2）“边疆史地研究与现实紧密结合、基础理论与应用研究的紧密结合，直接面对现实边疆出现的新问题、新形势，闯出了一条与边疆史地学直接为现实服务的路子……这可以说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在90年代以来取得的重大突破和最重要的收获之一”。（3）　“过去边疆史地研究的主要困难，是人才的匮乏和研究经费困难。随着我国经济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以上困难得到了缓解”。（4）　“90年代以来边疆史地的资料的整理出版也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www.xing528.com)

但是，主导这一阶段的边疆研究仍然是边疆史地之学，虽在实践上有所突破，然于中国边疆学的本身的理论构建，除少数论著之外^[23]，却无多建树。于是在世纪之交，国内学界重新构建现代中国边疆学的呼声不断，已迫在眉睫。就在上述笔谈中，时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的马大正先生等就提出“中国边疆学的建立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笔者在上述笔谈稿中，也提出：“加强本学科的建设，特别是理论建设……真正构建科学的具有特色的中国边疆学的理论体系，应是21世纪边疆研究一项重要任务。从现实意义及学科发展等方面看，我认为正式将传统的‘边疆史地’更名为‘边疆学’的时机已基本成熟。即是研究单位及刊物名称也应将‘史地’两字去掉。中国边疆学，名副其实地将现实边疆问题纳入研究范围内，即以古今边疆为其研究对象：它既是一门单独、专门的学科，又是一门综合、交叉的学科。这门学科的理论构建，将更有利于学科的发展，也是21世纪时代的需要。”

在重新构建中国边疆学的理论方面，这一阶段（2000年至今）更是取得很大的成绩。除上述对20世纪“边政学”的研究之外，对如何构建现代中国边疆学学科的研究更是取得大的突破。其中，贡献最大的首推马大正先生。他从2001开始，先后发表十余篇关于构建中国边疆学的论文，如《关于构筑中国边疆学的断想》^[24]、《深化边疆理论研究与推动中国边疆学的构筑》^[25]、《我的愿望是构筑中国边疆学》（马大正访谈录）^[26]、《关于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几个问题》^[27]等。此外，他在其主编的《中国边疆经略史》一书中的《“中国边疆通史”丛书总序》一文对“边疆”含义作了理论的阐释等^[28]。马大正先生出版的《热点问题冷思考：中囯边疆研究十讲》（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版），对中国边疆学的构建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

在上述论著中，马大正先生一再强调：“创立一门以探求中国边疆历史和现实发展规律为目的新兴边缘学科——中国边疆学，这就是肩负继承和开拓重任的中国边疆研究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他认为：“边疆学，它不仅仅局限在历史学，实际上是一个多学科的交叉边缘学科……边疆学研究既有基础研究又有应用研究。”“中国边疆研究的主要任务，一是研究统一的多民族中国形成和发展的规律，二是研究中国疆域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在构建中国边疆学理论方面也发表了一些论文，提出了有益的意见，如李国强先生的《中国边疆学学科构筑的透视》^[29]、方铁先生的《论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等^[30]。特别是出版了一批与中国边疆学理论构建相关的专著，如郑汕先生的《中国边疆学概论》　（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吴楚克先生的《边疆政治学》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罗崇敏先生的《中国边政学新证》（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梁双陆先生的《边疆经济学——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中国边疆的发展》（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等。其中郑汕的《中国边疆学概论》是一部构建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的专著，书中提出，中国边疆学是以中国边疆为研究对象的多学科、多领域的系统学科；既是底定中国疆域的理论学科，又是总结底定边疆历史经验的学科及新兴的社会综合学科。书中对中国边疆学的研究方法及架构体系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31]

（1）关于现代中国边疆学的定义（或称为概念、定位等）：中国边疆学是研究中国历史及现实中国边疆（包括陆疆和海疆）的一门综合、交叉的学科。^[32]它既是基础学科，也是实用的学科。前者是学科的研究的对象，后者是学科的性质、特征。

（2）中国边疆学研究对象“中国边疆”的解读。首先，关于“边疆”的含义，学者有各种解读。按各类辞书及学者的通俗解释：边疆，“边境之地”；或是“靠近国界的领土”；“一个国家的边远地区”；或云离京师较远的领地；较远靠近国境的地区及地带；等。这都没有错。实际上，“边疆”的内涵极为丰富，且与其综合、交叉学科的性质是密切相关的。

从纵的方面看，边疆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有自己形成、发展变化的历史，这应是其与历史学关系密切的原因。因此，中国边疆史地学、边疆考古学当为中国边疆学的分支学科。

从横的方面看，边疆又首先是一个地域的概念，是一个国家内区别于其他地区，邻近边境的地区，它有独特的地形、气候、矿产和生态环境等自然条件。这与自然科学中许多学科（地理学、地质学等）相关。它又是一个政治的概念，因为边疆是国家领土的一部分，有边疆的政策、治理（包括行政建置）及思想、边防、外交等有关政治、军事、外交的内涵。于是有“边政学”或“边疆政治学”的分支。它又是一个地域经济的概念，有其独特的经济类型、生产方式、对外贸易等内涵，于是有“边疆经济学”的分支。它又是一个社会和民族的概念，边疆有独特的社会阶层、组织、结构等内涵，边疆地区的人又由各种民族所组成，边疆民族的形成、发展及其经济、文化、宗教，甚至跨国民族等也皆为边疆的内涵之一。于是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早在20世纪30至40年代就介入边政学之中。现今“边疆民族学”“边疆人类学”“边疆社会学”等分支也必将兴起。这些分支学科与现实边疆研究结合更为紧密，越来越为社会所关注。它又是一个文化的概念，边疆地区独特的文化及其与域外、内地的文化交流、边疆文学等，也是其内涵之一。^[33]总之，以上对“中国边疆”的解读，可以视为中国边疆学学科之内涵及各分支边疆学构建的架构，也是对其作为一门综合、交叉学科的注释。

（3）关于中国边疆学的研究方法，学者们认为，既然中国边疆学是一门综合、交叉学科，其研究方法应如马大正先生所说：“从研究方法言，是多种学科研究方法的整合。”^[34]需要补充的是，在研究中国边疆时，视其研究内容而有时偏重某一学科的方法，而兼采用其他学科的方法。如研究边疆治理，则主要采用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而兼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方法。

除了上述的共识之外，还有的学者用“文明板块”^[35]或以“底定边疆”“经略边疆”为纲，来认识和解释中国边疆学^[36]，均对研究中国边疆学有所启发。然而，在中国边疆学中对中国历史上的边疆的认识上，学术界仍有分歧，尚未取得共识。

中国历史上的边疆问题，实际上也是历史上中国的疆域问题，因为只有有了疆域，才会有所谓的边疆。在历史上的中国（即古代中国）是否有不断变化的疆域和边疆？又怎样确定古代中国的疆域和边疆？目前国内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的边疆只是在近代“民族国家”出现时才形成的，即清朝乾嘉时才确定了中国的疆域和边疆，在此之前都是中国边疆的形成期，即是说根本没有古代中国的疆域和边疆，有的只是古代中国封建王朝的“天下观”下的“天下”，或是一些大大小小的“政治实体”，或五大文明板块；或即是在今天或清乾嘉时形成的疆域和边疆。而国外学者如日本学者及美国中国边疆研究学派的拉铁摩尔（O.Lattimore）及其后继的学者，他们本着近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民族国家”论，认为古代只有汉族建立的政权（古代国家），才是古代的中国，而其他民族如契丹、女真、蒙古、满族建立的政权不是古代中国，而是异民族统治中国。即是说，在古代，只是汉族建立的政权才有古代中国的疆域、边疆，于是古代长城两边成了农耕汉族与北方游民族分界点，才构成了二元的边疆地区等。^[37]

一般认为，古代中国至少从秦汉时起，就是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也即是“多元一体”的国家，有统一和分裂，而至近代最终统一，形成近现代的中国。古代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及其分裂时各割据政权都有自己的疆域和边疆，而且发生着变化。这即是古代中国的疆域和边疆，也就是中国传统史地之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而现今国内学者多持一种观点，即认为研究古代中囯的疆域、边疆，不能用近代主权国家（即“民族国家”）的概念来解析中国古代中国的疆域、边疆问题。关于这一问题在上文中，已有详细讨论，此不赘述。

事实上，无论是中国传统的史地学，还是21世纪以来一些重要的有关中国边疆的著作，如上述马大正先生主编的“中国边疆通史丛书”及其中的《中国边疆经略史》、程妮娜教授的《古代中国东北民族地区建置史》　（中华书局2011年版）等著作，都与我们所论古代中国疆域和边疆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我们对国外研究中国边疆的成果，凡符合中国历史事实，有创见的观点，都应研究，取其精华，以充实构建中国现代的边疆学。但是，对他们歪曲和割断中国历史，如什么古代中国仅只指汉族所建政权之类的谬论，则不能苟同；不能以与国际接轨之类的借口，跟在外国学者后面，而抛弃了中国边疆学的传统和特色。^[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