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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边疆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时间:2023-11-0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关于中国古代疆域形成的规律、特点及内在形成动因等理论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也发表了一些具有独特见解和富有启发意义的论著。[17]笔者认为,中国古代疆域的形成、发展规律,也即是其特征,主要有如下几点。中国古代疆域即在这一过程中形成、发展、巩固,直到近代统一政权——清朝的疆域最后奠定,即近代中国疆域的形成。

中国古代边疆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在讨论古代中国疆域问题时,如前所述,现今国内学者多持一种观点,即认为研究古代中囯的疆域问题,不能用近代主权国家(即“民族国家”)的概念来解析中国古代中国的疆域问题。自然,对近代中国疆域与古代疆域不能完全同样看待,近代主权国家,按西方学界的理论,主要由人民、领土和主权三要素构成,而古代中国或古代世界各国不能以此来解读它们的疆域问题。但是,古代国家与近代国家,都是国家,且近代囯家是由古代国家发展而来的。用“国家”(或称之为“政权”“王朝”“汗囯”等)来解读古代国家的疆域问题,则应是合乎历史事实和科学的。

关于国家的产生及本质、功能等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较为详细的论述,西方学者也有论述,在这里不作讨论。关于国家有政治统治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则是公认的。问题在于古代国家是否有其一定的控制、管理的范围,即是否也有疆域的问题。作为有政治统治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的古代国家,其统治和管理应有一定范围和人民(包括各民族),这是常识。就是有自己独特的“天下观”“国家观”的古代中国,实际上也有自己管辖的范围,即疆域。中国正史中的《地理志》所记述的各种地方行政制度(如分封制、郡县制、羁縻制等等),即有大致的疆界和疆域,否则《中国历史地图集》就画不出来,画出来也毫无意义。持“天下观”而否认古代中国有疆域变化的学者也承认,“这个‘天下’,其地域在理论上是无限的,而实际上是有限的”,而这个“有限的地域”,“就是各族先民们在此生生不息的中华大地”[15]。问题又回到上述我们不同意的以今天或清初近代中国的疆域去套古代中国的疆域的问题上来了。

那么古代中国疆域确定的标准是什么?笔者在《历史上的中国及其疆域、民族问题》一文中曾提出:“只能用一个国际上也通用的标准,即行政管辖,即只有历史上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管辖到的地方和民族,才是历史上中国的地方和民族”。当然,古代国家的行政管辖与近代主权国家的行政管辖不完全相同,但有行政管辖的范围,即疆界、疆域、边疆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古代国家管辖方式与其疆界与疆域没有近代主权国家那样严格,管辖方式及本质有所变化,其边界与领土的观念更为强烈,且与国家主权紧密联系在一起。古代中国无论统一或分裂时期的各政权都有一套管理自己控制地域(即疆域)的制度,其余古代世界各国均有自己特点的管理疆域的制度。就古代中国而言,先秦时期的封建分封制,到秦汉以后的郡县制和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执行的属国制、都护制、羁縻府州制、土司制等,就体现出古代中国对其疆域的管辖制度。

正是有了这些管理制度,才使人们对古代中国的疆域确定有了一个较为明确的标准,即凡古代中国统一或分裂时期的政权管辖到的地域,即是古代中国的疆域。今天国内学界探讨的所谓“藩属体系”“羁縻府州制”“土司制”等,正是在确定古代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的归属及管理制度。如按古代中国封建的“天下观”“国家观”的观点,所有的地方(天下)都是“王土”,都是古代中国的疆域,那岂不是十分荒谬?事实上否定了古代中国存在疆域吗?这种古代中国“天下观”的游戏规则能使稍有头脑的人们信服吗?是符合古代中国疆域发展的历史事实吗?答案是否定的。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疆域问题(包括古代中国疆域问题)的研究更加深入,许多学者就中国疆域的形成、发展阶段(分期)、规律、特点等发表了许多高见,令人耳目一新。以下仅就上述问题,结合笔者前述关于古代中国疆界问题的看法,发表一些个人看法,以期引起讨论。

关于中国疆域发展阶段,即分期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版的有关中国疆域史的著作及发表的论文有分为四个阶段、五个阶段等不同的看法,分别将中国疆域的形成或初步形成定于秦汉时期,或春秋战国东汉王朝末年,将清代或元明清时期作为中国疆域的奠定或中国历史疆域正式形成时期。[16]以上的分期,是基于古代中国疆域以现今中国疆域或清初疆域为准的主流观点,回避了古代中国疆域在各个历史时期是否存在及其具体发展、变化的情况,故没有将清初中国近代疆域的形成,或中国历史上疆域的最终定型论述清楚;似乎中国的疆域最后奠定,或中国历史疆域正式形成于清代,在清以前都是中国疆域形成、发展的过程,古代中国不存在有疆域。

笔者认为,中国疆域发展阶段,应主要分为古代疆域和近现代疆域两个大的发展阶段。中国古代疆域又可分为古代疆域的初步形成期(夏商周至春秋战国)、形成期(统一的秦汉时期)、发展期(从分裂到再统一的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巩固期(由分裂的五代经宋、辽、金、西夏局部统一直到元代大统一时期)、最终定型期(明至清初),也即是向近代疆域的转化时期。中国近现代疆域又可分为列强侵略下疆域变化时期(1840年至1949年)及现代疆域时期(1949年至今)。

关于中国古代疆域形成的规律、特点及内在形成动因等理论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也发表了一些具有独特见解和富有启发意义的论著。[17]笔者认为,中国古代疆域(亦可称为“中国疆域”)的形成、发展规律,也即是其特征,主要有如下几点。

第一,中国古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疆域是按其国家统一、分裂、再统一的规律,有连续性地呈现出一个统一政权(王朝)的疆域和众多分裂割据政权的多个疆域的交替的模式。中国古代疆域即在这一过程中形成、发展、巩固,直到近代统一政权——清朝的疆域最后奠定,即近代中国疆域的形成。这种统一、分裂,再统一的疆域发展模式,在古代其他国家并不多见,其大多是统一分裂后,再没有原疆域内的再统一。之所以古代中国会形成这种疆域发展模式,原因很多,主要与古代中国历代国家政权的“大一统”政治观念及经济基础有关。[18](www.xing528.com)

第二,中国古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疆域形成和发展的形式,主要是各个历史时期统一政权或分裂割据政权向四周开疆拓土,以及四周边地各民族为内地的经济、文化所吸引,而自愿地、和平地纳入到内地统一或分裂政权之中,成为其疆域的一部分,而且以前者为主。这也就是上引杨建新《“中国”一词和中国疆域形成再探讨》一文中所说的“开拓式”和“嵌入式”。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无论“开拓式”或“嵌入式”,都必须有一个前提,或者说是基础,即统一或分裂的各政权四周地区不是一次军事的征服或和平的自愿归并而最终能成为古代中国疆域的一部分,古代中国与西方许多古代国家不同的是,历史上四周地区与内地长期的经济、文化交往,形成了连接双方的纽带,也即是统一的基础。因而,无论古代中国王朝如何更迭,如何分裂,有些地区又是如何进入统一政权或分出于统一政权之外,但是最终还是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疆域的组成部分。比如,西藏高原的吐蕃,于元代正式纳入统一的元朝的疆域之内,这是在唐、宋很长时期吐蕃与内地政治(如和亲的甥舅之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基础上,才得以实现的,并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成为近现代中国疆域的组成部分。

在这里,有一问题困惑着某些学者,即他们认为:古代中国少数民族及其所建政权,只有被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中国所征服,或者管辖到了,才算是“加入”或“归入”(纳入)古代中国的疆域,否则就不是。这不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少数民族,因为历史上这些民族本身就是中国人,他们活动的地域就是古代中国的疆域,根本不存在什么“纳入”和“归入”的问题。笔者以为,历史上一个国家和民族征服、兼并另一个国家和民族是常有的事,这是阶级社会中不可避免的事。我们承认历史上有一些民族和政权归并于当时的中国,不仅是正视了当时的历史事实,而且恰好正是尊重和承认各民族在自己历史发展过程中有独立发展自己民族文化的事实。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当他们成为古代中国的一部分后,用自己独特的文化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从而对世界文化发展做出贡献。

以平等的原则和今天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上中国的民族,并不等于用今天的情况(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情况、今天中国疆域情况等)去代替历史上中国的民族和疆域的情况。当然,尽管历史上有些民族或地区在汇入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前,有自己独立发展的历史,但他们的历史,同样应是今天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我们研究中国民族关系史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研究历史上各民族及其活动地域通过怎样的发展过程,最终汇合成为今天伟大的祖国的一部分。

第三,古代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一整套传统的政治观、民族观和相应的边疆民族政策,如上述许多学者所论述的“大一统”“天下观”“服事制”及儒家的“夷夏观”“用夏变夷”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有关的边疆民族政策、朝贡体系、多样的地方行政制度(包括“藩属体制”)等等。

这些传统的思想、观念和政策,基本上为古代中国汉族甚至其他少数民族所建立的统一或分裂割据政权的统治者及政治家、思想家等社会精英所沿用,并逐渐发展和完善。这些理论与制度既是决定古代中国疆域形成和发展的特点的重要因素,也是维系古代中国疆域统一、分裂,再统一连续性模式的内在重要因素。

比如,古代中国无论统一或分裂的政权,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的怀柔、羁縻政策,以及相应地制定与内地有所不同的各种制度(朝贡制、属国制、羁縻府州制、土司制等),其精神是“羁縻”,给予他们自治的权利(如首领世袭、不纳或少纳赋税等),并不时以屯田、互市、赈济、布施、协饷等名义,用财力、物力、人力帮助边疆地区发展。这对于维系古代中国边疆与内地的统一、经济文化之交流、民族之间的融合均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第四,中国古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疆域形成和发展的另一个特点,是它有一个以历代统一政权或相对统一政权大致相对集中的核心,或称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区,也即是这些政权京畿所在地区(这个中心地区不仅有汉族所建王朝,也有少数民族所建的王朝)。过去学者称之为“中原地区”,事实上,确切地说,在明代以前,这一核心地区在黄河中下游及长江中下游,明代后在今北京地区。这一核心地区是古代中国疆域的中心地带,其四邻是自秦汉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设立郡县制的广大地区,再向外即实行羁縻政策的边疆民族地区。正如一个圆的中心(京畿)及圆的边沿(边疆民族地区),没有圆的中心、核心就没有圆边,构不成圆;而没有圆边,也无所谓圆;中心、核心相对稳定,而圆边则处于经常拓展、变化之中。古代中国疆域正是有了历代统一或相对统一政权的核心,才有了对边疆地区的凝聚力,才有了上述古代中国疆域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和特征。

以上中国古代疆域形成、发展的四个规律及特征是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的;至于中国古代疆域形成、发展的内在形成动因,我以为即可在上述中国古代疆域形成、发展的规律和特征中找到答案。而有了古代的疆域的存在,才有了古代的边疆和边疆学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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