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治理的演进阶段

新中国的边疆治理是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在共和国不同发展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重点和特点，大致可以改革开放为界划分两个时期。

1.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即1949年至1977年，这一时期又可以1965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这一阶段中国边疆治理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由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共同分管。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都是领导人民通过革命方式推翻旧政权的伟大政治家，不仅十分重视边疆问题，而且在边疆治理方面显示了宏图大略，他们以开国元勋的宏大气魄，从国家大战略的高度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来处理边疆问题，其中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确立了边疆地区实施行省制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双轨并行的政区体制，在边疆省区先后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而黑龙江、吉林、辽宁、甘肃、云南仍保持行省政区建制。

二是确定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由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共同分管的管理体制。国务院各部门都有涉边的机构，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简称国家民委）则统一领导和协调全国的民族工作。中央军委主要负责边疆省区的军事防卫，总部设边防局。边疆的军事防卫由解放军与公安部队协同分段管理。公安边防部队实行双重领导体制，由中央军委和公安部实施领导。

三是在完成边疆省区地方政权建设的基础上，依据边疆省区不同的特点，推进社会主义改造，边疆社会面貌得到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方面的普遍性政策措施的实施，有力推进了边疆省区建设和发展。

四是着力面对并谨慎处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建设睦邻周边关系。

“文化大革命”十年。1966年以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为起点，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无产阶级文化关于大革命的决定》，一场长达十年的内乱在全国展开，边疆省区难以置身事外，同样受到严重波及，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国家的边疆治理才走上排除“左”的干扰的新的征程。

这一阶段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影响，“政治边防”的口号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政策上提出了“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斗争”，抹杀了中心区域与边疆民族地区的差别，统战、民族宗教事务管理工作受到严重干扰；在经济建设上推行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照搬内地“穷过渡”的做法，割资本主义尾巴，破坏农牧业结合的经济结构，给边疆人民生活造成困难；“打倒帝修反”的口号和行动造成周边关系的紧张。同时，“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央和地方政权机构遭到冲击，甚至处于瘫痪状态。(www.xing528.com)

“文化大革命”结束，各地政府机构逐步恢复工作，但因“两个凡是”的思想没有得到纠正，边疆治理仍笼罩在“抓纲治国”的阴影中，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真理标准大讨论，拨乱反正，才使边疆治理翻开历史新的一页。

2.改革开放以来的边疆治理

即1978年至今。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从边疆的自然条件、生态环境、民族特点、宗教信仰、经济结构等实际出发，为边疆的改革开放制定了一系列特殊政策。

在思想上强调一切从边疆的实际出发，贯彻落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不搞“一刀切、一锅煮”。

在政治上坚定不移地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

为维护边疆长治久安，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大力加强民族团结，落实各项民族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维护社会稳定。

为支持边疆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出台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支持边疆地区发展的特殊政策，如财政倾斜政策、对口支援政策等，推动边疆经济体制改革，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在边政机构设置方面，废除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形成的“政社合一”“一元化”的“革命委员会”和“人民公社”建制和体制，本着有利于管理、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团结、有利于方便群众、有利于巩固国防五个原则，恢复了“党政协调”、实行“中央垂直领导”“内地和边疆联动”的行政机制，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国家宗教局分管统战民族宗教工作；地方则以省（区）、州（盟）、县（旗）、乡（镇）等行政建制，逐步打破边疆地区原有的体制障碍，进行制度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