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产阶级救国运动与中越友好交往─《越南概论》成果

同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越两国共同面临着反对殖民入侵、争取民族独立的历史使命。越南受中国文化影响两千年，中越宗藩关系结束后，这种影响仍然持续存在，并内化成一种力量，促使越南主动向中国学习，而中国人民也一如既往地支持越南的革命运动。

潘佩珠是越南资产阶级革命家，越南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近代启蒙思想的先驱者，他的一生都在为越南的民族解放而奋斗。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长期在中国活动，与梁启超、孙中山等多有交往，并得到他们的支持。

1904年，潘佩珠等人成立越南维新会，反抗法国的殖民统治，争取越南的独立自主。维新会决定由潘佩珠负责前往日本求援，1905年2月，潘佩珠东渡日本。抵日后，他与梁启超会晤，就当前越南革命问题进行交流。梁启超十分关注越南，竭力帮助潘佩珠，建议他从宣传入手，多写文章，向全世界揭露法国在越南的黑暗统治，以争取世人的声援。同时，梁启超还建议潘佩珠号召越南青年出国留学，培养人材，积蓄力量。在梁启超的影响和帮助下，潘佩珠写出《越南亡国史》、《海外血泪书》、《提醒国民歌》、《劝国民资助游学文》等陈述越南亡国惨状、揭露法国殖民者罪行的宣传性著作。有些著作没有出版经费，梁启超及中国革命者帮助其出版。这些作品在越南国内广泛流传，激起了越南人民的爱国热情。此外，潘佩珠掀起“东游运动”，组织越南进步青年到日本留学，为以后的革命储备了人才。

在梁启超的引见下，潘佩珠得以会见日本前首相大隈重信、民进党总裁犬养毅，以及福岛、宫崎等重要政治人物。虽然潘佩珠在日本得到了这些人的帮助和照顾，但其向日本求援抗法的计划没有实现。法国和日本勾结，日本下令取缔越南留学生组织，“东游运动”被迫终止，潘佩珠于1909年被驱逐出日本。

潘佩珠在接受梁启超帮助的同时，也与中国革命党人进行接触，他拜会了孙中山，在横滨致和堂进行了两次长时间的笔谈。孙中山向他阐明君主立宪的虚伪和落后，主张通过民主革命，彻底铲除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政体。潘佩珠对孙中山十分崇敬，承认民主共和政体是进步的、革命的，但根据越南的国情，还不能立即实行这个制度。

两位领袖的初始会谈并没有达成具体结果，但却加深了中越两国革命党人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二人由此结识，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相互支持和帮助，结下深厚的友谊。1925年，孙中山逝世，潘佩珠写下挽联：“志在三民，道在三民，忆横滨致和堂两度握谈，卓有真神贻后死；忧以天下，乐以天下，被帝国主义者多年压迫，痛分余泪泣先生。”表达对孙中山先生逝世的哀痛之情。

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后，潘佩珠又同黄兴、章炳麟等中国革命党人交往。在东京的云南留学生办起《云南杂志》后，聘请他任编委，主持社论栏。于是，他借《云南杂志》之便，发表了《海外血书》、《哀越吊滇》等文，对宣传爱国、仇恨敌人，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出了贡献，受到中国革命党人的称赞。

孙中山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党支持越南革命的态度是坚决的。1912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潘佩珠从广州到南京，受到孙中山的盛情接待。孙中山邀潘佩珠参加了第一次国会参议院议会旁听。随后委托国民革命军总长的黄兴与潘佩珠具体商谈援越事宜。黄兴坦诚地告诉潘佩珠：“我国援越实为我辈不可辞之义务，然此事谋即尚属太早，仅所能为诸君之法，送派留学生入我国学堂或入我国军营，储备人材，以待时机。”黄兴又专门把粤督胡汉民介绍给潘佩珠，并嘱胡安排越南留华学生事宜。不久后，大批越南进步青年进入了中国国民政府开办的各类院校学习，其学费生活费全由国民政府承担。(www.xing528.com)

1912年2月，在中国革命党人的热情支持下，越南革命者在广州成立了“越南光复会”，中国革命党人苏少楼任其副总理，很多中国革命党人参加，为该会提供了人力支持，壮大了其力量。另外，中国革命党人和广州人民为越南光复会捐款捐物，为其在广州的活动提供了各种条件。

1924年6月，越南革命青年范鸿泰在广州用炸弹暗杀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梅兰，失败后投江殉国，此事在国际上引起震动。当时法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抗议，要中国政府就收容凶手一事赔偿损失，赔礼道歉。广东政府严词拒绝，孙中山发表声明：“余未闻有越南人。即使有人，亦皆好人，无一凶手。”这种坚定的态度使越南革命者非常感激。广州人民景仰这位革命烈士，不顾法国当局的干涉，将其遗体安葬在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对面的二望岗，并立有墓碑，碑上刻有《越南范烈士墓记》。

另外，广州各界人士也积极支持越南的革命事业，为其活动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抗法名将刘永福回国后仍关心并大力支持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1906年，潘佩珠从日本到达广州，特地到刘永福家拜访，受到热情接待。此后潘佩珠和他的同事们便成了刘永福家的常客，刘永福家也成了安排来广州的越南抗法人士的居住地，有时一次居住50人之多。刘永福家也成了越南革命者活动的主要据点之一，许多重大会议在刘永福家召开。如1912年2月潘佩珠在刘家宣布成立“越南光复会”等。

1924年，潘佩珠在广州解散越南光复会，成立越南国民党，其组织形式和章程内容都效仿中国国民党。1924年底，潘佩珠和胡志明接触，准备接受胡志明的建议，进一步修改越南国民党章程，使越南国民党真正成为各革命阶级的联盟。但潘佩珠不幸于1925年6月在上海被法国密探绑架，押回越南，终身监禁，这一计划落空。

越南革命得到中国大力帮助的同时，中国的革命也离不开越南人民的支持。越南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占有十分特殊和重要的地位。越南与中国边境相连，成为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之有力策应地。孙中山发动组织越南华侨并偕同国内同志，在以河内、海防为中心的越北地区组织力量，进军边境。不利或暂时失败后则退入越境，图谋再起；或潜回国内，或把起义同志转送南洋。1900年到1908年间，孙中山曾在越南活动，在华侨界了解情况并宣传革命，准备力量组织实施起义计划，反抗满清政权。这期间，孙中山在越南策划和指挥了同盟会发动的六次武装起义，其中越南华侨在各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911年4月27日的广州起义中，越南华侨更是舍生忘死，浴血战斗。拒不完全统计，牺牲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中有华侨31人，其中有越南华侨14人，他们分别是：徐培添、徐礼明、徐廉辉、徐松根、徐绍良、游寿、李德山、罗遇坤、罗进、罗联、周华、陈春、陈福、陈才。

总之，近代中越两国的紧密关系不仅体现在“同文”“同种”上，还体现在“同病”相怜和在共同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中结下的战斗友谊上。可贵的是，中国革命党和中国人民，在自身极端困难甚至自身难保的情况下，仍坚持给越南革命以极大的关心和支持；同时越南人民也顶着极大的压力支持和帮助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正如胡志明主席所说：中国革命和越南革命的关系是“恩深”、“义重”、“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