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自主时期：中国文化的影响与封建统治

经过漫长的郡县时期，越南北中部地区已深受中国文化的熏染。自主建国后，越南封建统治者主动学习和接受中国文化，模仿中国的各种制度，维护其封建统治。在这段时期内，宗藩关系^[6]成为中越关系的主要方面。首先，越南王朝向中国封建朝廷朝贡，表示臣服，朝贡内容包括岁贡^[7]、谢恩、请封、告哀、进贺、祝寿、奏事等。越南统治者只有受到中国的册封，才算“正统”，才能巩固其在国内的统治地位。其次，中国朝廷对越南王朝进行册封，承认其藩属国的地位，从而显示自己“天朝大国”的宗主地位。中国历代王朝对于“列藩”的朝贡，一贯采取有利于对方的“厚往薄来”政策，不图利，唯“嘉其诚”，还“优诏答之”，给与丰厚的奖赏。

朝贡和册封是两国封建王朝主导下的政治互访行为，是两国交往的重要内容。出访的使节多为政府要员、国内博学之士。通过他们的所见所闻，相互学习，将先进文化技术带回国内，推动了双方的文化交流。

此外，朝贡还是一条重要的贸易渠道，越南除从中国获得赏赐外，还直接进行商业购买互换行为，从中获取丰厚经济利益。周去非《岭外代答》描写宋时越南朝贡队伍时说：“一路州县应副夫脚八百人，擎负贡物者固无几人，而皆为使者负贩至都。”外交使团俨然就是一个贸易商队。

然而，中越封建王朝之间的宗藩关系并非一帆风顺，随着双方国力的消长，也曾出现过边境冲突和战争。特别是越南王朝不断更迭，必然使它与中国的宗藩关系发生变化。被篡位的旧王朝向中国求告，寻求保护，因而引发中越之间的王朝战争。这类战争，中国大都是为了维护宗主权，讨伐叛逆，保护藩臣。唯有元朝对越南的三次战争带有侵略性质。需要指出的是，中越之间的战争并非都是中国主动出兵，有的是越南入侵中国。如1075年底至1076年初，李朝辅国太尉李常杰等领兵攻陷钦、廉、邕州等地。宋朝被迫还击，越军不敌，与宋议和。

总体上看，越南王朝即使在与中国的战争中获胜，也自知无法与中国长期为敌，往往遣使谢罪，恳请册封，继续保持与中国的宗藩关系。因此，中越之间的冲突和战争是短暂的，稳定友好的交往是主流，中国文化继续南传。

唐朝灭亡后，中国进入五代十国的混乱时期，安南的封建主趁机纷起割据。经过一段时间的争夺，至968年，丁部领建立大瞿越国，开启安南自主王朝的新时期。973年，丁部领主动派遣儿子丁琏出使宋朝请封，宋太祖接受了丁氏的朝贡，封丁琏为检校太师、充静海军节度使、安南都护。975年，丁氏再次入贡，宋朝承认它是自己的“列藩”，封丁部领为“交趾郡王”。这样，在宋太祖的时候，中越之间确立了宗藩关系，并逐渐形成了“其王初立，即封交趾郡王，久之进南平王。死者，赠侍中南越王”的制度。

980年，黎桓建立黎朝（史称前黎朝），在支棱击败宋军。黎桓担心宋军再来，于982年遣使“上表谢罪”。986年，宋太宗承认了黎桓政权，并于993年进封黎桓为交趾郡王。宋朝使者李觉从安南回国时，黎帝诏匡越禅师吴真流^[8]曾为其制曲饯行，即席作《饯别曲送宋使李觉》^[9]：

祥光风好锦帆张，

遥望神仙复帝乡。

万重山水涉沧浪，九天归路长。

情惨切，对离觞，攀恋使星郎。

愿将深意为边疆，分明奏我皇。

这首词体现了当时越南人深厚的汉文功底，词中的“我皇”指宋朝皇帝，表现出了中越之间强烈的相互认同感。

丁、前黎朝利用佛教加强统治，佛教盛行，禅师在朝中拥有重要的政治地位。至李朝时期，越南统治者逐渐认识到儒家思想对于维护封建统治要比佛道学说更为有效，于是兴办学校，推行科举，逐步提高儒学的地位。李朝初年，官员中多数是武将和僧官，但儒家思想已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拥有了一定的影响。李太祖时的《迁都诏》用汉文写成，效法中国古代盘庚迁殷、周王朝三迁其都的故事，说明此次迁都是上应天命、下顺民意之举，整篇诏书贯穿着儒家思想。

李圣宗时期（1054—1072年），儒学的地位进一步提高。1070年，越南在升龙修建文庙祀孔子，塑周公、孔子及四配像，画七十二贤像，这是儒学在越南儒教化、孔子被偶像化的开始。1076年，李仁宗在京师设立国子监，请文学之士任教，作为皇太子和文职官员学习儒学知识的场所。1086年8月，越南成立翰林院，“试天下有文学者，充翰林院官”。李英宗大定十七年（1156年），越南建孔子庙。国子监、翰林院、孔子庙等传授、宣扬儒家思想机构的建立，说明儒家思想在李朝的地位进一步提高。

李朝崇尚中国文化，多次遣使请求宋朝赐给佛经和其他书籍，获赐大藏经、三藏经等佛教经典，促进了佛教在越南的传播和发展。此外，李朝还经常派人到中国购买书籍。宋徽宗大观（1107—1110年）初年，李仁宗曾遣使向北宋“乞市书籍”，宋朝“嘉其慕义，除禁书、卜筮、阴阳、历算、术数、兵书、敕令、时务、边机、地理外，余书许买”。^[10]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希望将中国文明远播域外，尤其是儒家思想，宋朝虽禁止书籍出境，但儒家经典不在禁止之列，中国的儒家经典连同宋代的理学著作，不断输入越南。

两宋时期，两国民间的海上贸易和边境互市^[11]也活跃起来。宋朝的丝绸绫罗、铁器等产品不断传入越南，而越南的水稻、香料、药材以及热带动植物也不断进入中国，其中占城稻最为有名。占城稻是印支半岛高产、早熟和耐旱的稻种，北宋初年传入中国福建地区。1011年，宋真宗因江淮、两浙地区遇旱少水，派人到福建取占城稻多达三万斛，在长江、淮河以及两浙地区推广，并将种植方法贴榜告知民众。占城稻对长江流域的农业产生了重大影响。

陈朝是越南佛儒势力盛衰交替的时代。陈朝初期继续李朝儒、佛、道三教并行的政策，佛教势力仍然强大。到中后期，统治者逐步认识到只有儒学的中央集权和等级尊卑思想才是封建统治长治久安的思想基础。因此，陈朝统治者一方面不断削弱佛教势力，排斥佛僧道士；另一方面进一步提高儒学地位，使儒学在越南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在意识形态上逐步取得主导地位。

陈朝设国学院，专门讲习儒学；修建国子监，以儒学大师主持管理，皇太子也专习儒学；经常开设以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的太学生和进士科考试，选拔儒学人士，充任相关职务，统治集团进一步儒化。此外，陈朝还修文庙，祀孔子和儒学先圣，将朱文安、张汉超、杜子平等安南的儒学大师从祀文庙。这些措施使儒学在越南得到迅速发展。

在儒学发展的背景下，越南汉字文学逐渐兴盛起来，中越使节相互酬和的诗体现出两国之间的友好交流。陈太宗《送北使张显卿》写到：“幕空难驻燕归北，地暖愁闻燕别南。”曾经参加过陈元战争的将领也和中国使臣相互赠诗，如陈光启在《送北使柴庄卿》写到：“一谈笑顷嗟分袂，共唱酬间惜对床。未审何时重睹面，殷勤握手叙暄凉。”他们的诗歌中多次提到中国皇帝向安南下诏册封之事，如陈光启的《赠北使柴庄卿李振文等》写到：“一封凤诏天下庭，咫尺皇华万里行。”范师孟的《和大明使余贵》写到：“大明受命兴江左，天使赉诏颁安南。”陈艺宗为明朝使者送行的诗《送北使牛亮》写到：“安南老臣不能诗，空对金樽送客归。园伞山青泸水碧，随风直入无云山。”陈艺宗作为越南的国王，自称“安南老臣”，体现了两国的宗藩关系。

13世纪末，越南出现了一个诗会名叫“碧洞诗社”，因诗人们常在碧洞庵作诗唱和而得名。该诗社由陈光朝组织发起，参加者有阮昌、阮忆、阮忠彦等，主张闲雅自在，歌颂天然景物，抨击世俗陋习。这可能是越南历史上最早的诗社，说明当时汉字文学的繁荣程度。

陈朝时期出现了用喃字创作的文学作品。据越人吴士连所著《大越史记全书》记载，陈仁宗四年，即1282年，“有鳄鱼至泸江，帝命刑部尚书阮诠为文投之江中，鳄鱼自去。帝以其事类韩愈，赐姓韩”。阮诠作《祭鳄鱼赋》一事被传为佳话，该赋是越南最早的喃字作品之一。

越南出使中国的使节多饱读诗书，聪敏善辨，办事精练，熟悉语言文化和地理风俗，各方面素质较高，在中国有很好的表现，得到中国文人的赞赏，莫挺之就是这样的例子。莫挺之1304年中状元，1308年出使元朝。由于莫挺之矮小丑陋，元朝人很看不起他。一天元朝的宰相召他入府，莫挺之见蚊帐上绣着黄雀在竹枝上的图案，上前将蚊帐撕裂。众人感到奇怪，皆问其故，莫挺之说：“我闻古人有梅雀书，未闻有竹雀书者。今宰相帐里绣竹雀，竹，君子也；雀，小人也。宰相以此绣诸帐，是以小人加君子，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我为圣朝除之。”众人都敬佩他的才能。莫挺之朝见元武宗的时候，恰好有外国进贡扇子，元武宗命莫挺之题词。莫挺之提笔写道：“流金砾石，天地为炉。而于斯时兮，伊、周钜儒。北风其凉，雨雪载涂。而于斯时兮，夷、齐饿夫。噫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如是夫。”^[12]这就是著名的《扇子铭》。

胡季犛建立胡朝后，实行尊儒抑佛政策。他扩大儒学教育，把一些儒家经典译成喃字，对儒家某些信条进行修改，有选择地吸收儒家思想。

胡季犛崇尚汉文化，在《答北人问安南风俗》中写道：“欲问安南事，安南风俗淳。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玉瓮开新酒，金刀斫细鳞。年年二三月，桃李一般春。”这首诗描绘了当时越南礼乐制度文化道德以中国汉唐为样板，风俗淳朴，百姓安居乐业的情形，反应出越南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明永乐五年（1407年），明成祖朱棣下令搜罗安南各方面的人才遣送京师听用，其令曰：“交趾应有怀才抱德、山林隐逸、明经能文、博学有才、贤良方正、孝悌力田、聪明正直、廉能干济、练达吏事、精通书算、明习兵法、武艺智谋、容貌魁伟、语言便利、膂力勇敢、阴阳术数、医药方脉之人，悉心访求，以礼送赴京擢用。”^[13]

在这道命令下，明朝将领先后3次搜罗安南人才共一万六千余人送到南京或北京听用，他们为明朝的建设事业贡献了力量，促进了中国与越南的文化交流。在这些优秀的人才中，有的走上仕途，官至布政使、巡抚、侍郎、尚书，如邓明、阮勤、陈儒、黎琏等；有的成为某方面的专家，为中越科技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如阮安、黎澄等。

阮安是建筑史上不可多得的奇才，史书上说他“手自指画，形见势立”、“目量意营，悉中规制”，巧思神算，令人叹服。明永乐四年（1406年），明成祖开始营建北京城，阮安提出了节俭可行的方案被委任负责总设计。在阮安的统一调度下，北京城九门依次营建，一万多名在京师训练的军卒停止操练用于施工，增加其月粮，安排好班次；建筑费用和材料不再另外准备，只使用官府积存，之前营建北京剩余的大量建筑材料，此次均被派上用场。他于短短的四年当中初步完成了这项繁重的工程，令人称叹。由阮安设计的紫禁城南北长960米，东西宽740米，其中有前三殿皇极殿、中极殿、太极殿，后三殿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总体布局匀称，庄严雄伟。明正统五年（1440年），明英宗下令重建北京的奉天、华盖、谨身三殿，这也是由阮安设计的，重建后的三大殿比原来的建筑更加壮观。

黎澄（1373—1446年），原名胡元澄，是胡季犛长子，永乐五年（1406年）被明军俘获，送入南京。他谙悉火器制造技术，被委任负责督造火器，历任明朝工部郎中、右侍郎、左侍郎、工部尚书，其子黎叔琳继承乃父之职，官至工部右侍郎。黎澄所造火器包括用于防守的大炮和用于进攻的轻便“神枪”，经大量装备部队后，对提高明军战斗力、抗击侵略发挥了较大作用。明代军中凡祭兵器，必定要祭拜黎澄，奉其为“火药之神”。同时，中国军队编制也受其影响。当时京军“三大营”中的“神机营”即专门操演火器。

越南的火药制造技术最初从中国学得，却能够在原有基础上获得新的发展，推动中国火药技术的发展，可谓中越文化相互学习、交流互动的典范。(www.xing528.com)

1428年，黎利建立黎朝，史称后黎朝。黎朝是越南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是越南封建王朝由繁荣走向衰落的转折点。在黎朝三百多年的统治中，前期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教育繁荣，尤其是黎圣宗时期（1460—1497年）达到了越南立国以来的鼎盛时期。自黎朝中兴以后，长期的内战造成社会动荡，经济萧条，文化衰落。

黎朝各项制度仿照中国而逐渐完善，封建中央集权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在文化教育方面，黎朝建立了一套相当完备的学校教育体制，居民的识字率大为提高，京师设有国子监、崇文馆、秀林局、昭林馆，各府、州、县等设有地方官学以及村学、社学和私塾等。儒学、文学、史学、艺术、地理学、医学、药学、数学等学科进一步发展，文人学士辈出，文史、儒学著作大量涌现，达到了越南历史上的繁荣时期。

黎朝统治者推崇儒学和汉文化，尤以黎圣宗为最。黎圣宗好学不倦，对经史文学莫不精通，是一位造诣颇深的诗人，其诗“英气雄遂，词意职溉”。黎圣宗组织了越南文学史上最大规模的文学组织“骚坛会”，自称“骚坛元帅”，与28位诗人酬作唱合，又称“骚坛二十八宿”，名山大川无处不有黎圣宗和“骚坛二十八宿”的作品。词臣将这些酬唱之作编辑成册，得诗数百篇，名《琼苑九歌》（一卷），黎圣宗亲自作序。由此可见越南文人在汉文学方面的深厚素养和造诣，表现出越南汉文学的繁荣。

黎朝时期产生了一批造诣颇深的儒学名士，如阮廌、李子晋、阮梦荀、阮直、阮秉谦、冯克宽、黎贵惇等，他们在黎朝的内政外交方面表现突出，不少人曾出使中国，对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做出了贡献。

阮直，黎太宗1442年进士，是河内文庙进士碑上的第一人，后来成为颇负盛名的学者。据史书记载，1445年阮直出使中国明朝，恰逢明朝科举考试，他申请参加考试，竟然被录为状元，被誉为“两国状元”^[14]，一时传为佳话。

梁如鸽，黎太宗大宝三年（1442年）壬戌科探花，曾于1443年、1459年两次奉命出使明朝，期间注意观摩中国雕刻印刷技术，回国潜心研究学习，技成后传于乡里，于是其家乡刻书业盛行。为奖赏梁如鸽的功绩，越南历朝给与加封，民间至今仍祀之为先师，尊称“梁大王”。

越南常信府陈驴，黎朝景统五年（1502年）壬戌科同进士出身。根据《漆画先师录》记载，他少年聪慧，学问渊博，早悟孔孟之道，于洪德年间随差出使中国，游览各地，遍访高人，学到漆画，自成一家，回国传播画技，后被越南奉为漆画大师。百年之后，该地的画工技艺益精，黎神宗永寿年间，准许平望村为谙晓漆作匠局，凡各种侍图画漆一并委之制作，该村百姓的租税杂役一并免除。全邑百姓思慕先生功德，建祠祭祀不绝。

冯克宽是16世纪末越南汉、喃均工的著名诗人。他满腹经纶，文武兼备，在政治、外交、军事、文化等领域颇有建树。1597年，冯克宽作为正使出使明朝，至燕京恰遇明万历皇帝万寿圣节，冯克宽上拜贺诗三十首，万历皇帝览后大加赞赏，即命刊印，颁行天下，朝鲜国使李睟光为之作序。冯克宽出行所做诗文收录在《梅岭使华诗集（丛吟）》，其中包括与朝鲜使臣李睟光唱和的诗《答朝鲜国使李睟光》：

乂安何地不安居，礼接诚交乐有余。

彼此虽属山海域，渊源同一圣贤书。

交邻便是信为本，进德深惟敬作舆。

记取使诏还国日，东南五色望云车。

“彼此虽属山海域，渊源同一圣贤书。”中、越、朝三国虽是三个国家，但它们的文化源头都来自于孔孟的圣贤书，都出自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此诗成为汉文化圈内中国、越南、朝鲜三国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

黎贵惇是越南历史上著名的学者、文人、史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家。他学识渊博，涉猎甚广，包括诗文、史学、地理、哲学、医学、天文、农学等多个领域，被称许为学问集大成的学者。黎贵惇曾两次出使中国，在中国期间，除修贡外，黎贵惇在京城参观了文庙，历览山川，询访治体，“观上国政治如何、人物如何”。他还与中国官员和其他国家使节团交往颇多，唱酬应答，诗书相赠，至今仍留存有他与朝鲜使者交流的诗歌《送朝鲜国使》等。黎贵惇出使归国后，完成《北使通录》、《见闻小录》等著作，记述在中国出使所见所闻所想，为中越交流留下了宝贵的文字资料。

黎朝后期正值中国明清交替之际，有些明朝旧臣不愿归顺清朝，便投奔安南，在越南南部生活下来。这些人以明朝后裔自居，自称“明香人”，意指明朝香火，后来改称“明乡人”。明乡人为越南南部的开发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越南历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1679年，明广东镇守龙门水陆等处地方总兵杨彦迪、副将黄进和镇守高、雷、廉等处地方总兵陈上川、副将陈安平率部下及军眷3 000多人、战船50余艘从海路到达今越南中部顺化岘港一带。阮主封授他们官衔，令其南下进入南部地广人稀的地方。杨、陈带来的几千中国移民在这片沃土上立足生根，辟地开荒，开展贸易，积极从事各种经济开发活动。在他们的努力下，越南南部荒芜之地变得十分富庶。基于对当地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陈上川被封为辅国都督将军胜才侯，后人称其为陈胜才，建有祠堂纪念他。

鄚玖，中国广东雷州人，明朝灭亡后，因不愿受清的统治，于是侨居湄公河三角洲的河仙地区。鄚玖本姓“莫”，为避免与篡黎自立的莫登庸同姓而改为“鄚”。鄚玖后来归附阮主，被授权管理河仙地区。他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当地发展，如建文庙，兴学校，定礼仪，教化民众；开放河仙门户，推动商业发展，发展港口贸易；招揽外地人入住河仙，开拓周边土地，扩大势力范围；修建防御工事，加强自我防卫能力；鼓励农耕，修建水利工程。鄚氏家族治理河仙历七世一百五十余年，使河仙成为富足之地，备受当地华侨尊崇。今天在河仙还有鄚玖庙、鄚玖墓，堤岸有鄚玖街，每逢农历十二月十二日鄚玖诞辰和十二月二十四日鄚玖祭日，当地人们都要进行祭祀，缅怀先贤。

18世纪末19世纪初，越南南方文教发展，出现了几位华人诗人。

鄚天锡，祖籍中国广东，在父亲鄚玖去世后被阮主封为河仙镇总兵大都督，管理河仙地区。鄚天锡除了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外，在越南文学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1736年，鄚天锡组织“昭英阁”诗社，以“河仙十景”为题作诗10首，邀请众诗人围绕此题进行唱和，最后汇集了31位诗人的310首诗歌，编成《河仙十咏》。

郑怀德，祖籍中国福建，他和黎光定、吴仁静合称“嘉定三家”。他们成立“平阳诗社”（也称“嘉定山会”），经常相互唱和。郑怀德学问渊博，人格高尚，深得阮朝开国皇帝阮福映的器重，他是阮福映派往中国的第一位使者。

18世纪下半叶，越南国内矛盾激化，农民起义军在阮惠（又名阮光平）的率领下，经过一二十年的混战，建立西山朝。阮惠击退清朝武装干涉后，主动请和。1789年，阮惠派其侄阮光显出使清朝。同年，清朝册封阮惠为安南国王，颁赐驼纽镀金银印，标志着西山朝与清朝的宗藩关系正式确立。

1790年，阮惠亲率安南使团出使清朝庆贺乾隆八十大寿^[15]。这是安南自宋以来首次以国王的名义前来觐见，乾隆帝极其重视，以高规格接待阮惠一行，令沿途各省与各督抚接见应以宾主之礼相待，同时令大学士同礼部一起详细酌议具体接待细节。在华期间，乾隆帝多次接见赏赐阮惠及使团人员，允许其行抱见请安礼，赐阮惠佩金黄程带，以示尊贵荣耀。阮惠亲自来朝可谓中越交流中的一件大事。

1802年，阮福映推翻西山朝，建立阮朝。阮朝建立不久，阮福映即遣使赴清朝请封，请改国号为南越，意即安南之南，越裳之越。因古代赵佗所建南越国包括两广地区，清朝以为不妥，嘉庆帝和朝臣商议，决定赐国号“越南”，“以越字冠于上，仍其先世疆域，以南字列于下，表其新锡藩封。”阮福映接受此国名，一直沿用至今。1803年，清朝遣使册封阮福映为越南国王，清朝与阮朝正式建立宗藩关系。

阮朝时期，中越使节继续来往于两国之间。有些越南使节出使中国能对所到地区政治、经济、山川地理、风土人情等进行详细考察，用文字记下出使过程及其见闻，或将中国的科学技术、文学作品介绍到越南，推动了两国的文化交流。

1809年，阮朝遣阮有慎等入清岁贡，归来后向嘉隆帝汇报，越南使用明朝历法，三百余年没有改正，越来越不准确。清朝在康熙年间参考西洋历法进行革新，比之前的精确很多，建议效仿学习。嘉隆帝十分赞赏，批准执行，于是越南在1812年改《万全历》为《协经历》，越南历法得到长足进步。

阮攸是越南19世纪的大文豪，他于1813—1814年间出使清朝，出使期间创作的汉文诗歌编成《北行杂录》，成为域外汉文学的重要文献。此外，阮攸还将清初青心才人的章回体小说《金云翘传》用越南喃字改成六八体长诗，被推崇为越南诗歌艺术的顶峰，至今仍深受越南人民喜爱。

1810年，武祯出使清朝庆贺嘉庆帝五十大寿，其间注意学习清朝的律书。1812年，阮福映命阮文诚、武桢等编制越南律法。阮文诚、武桢等稽考历朝令典，参照黎朝的《洪德律例》和中国的《大清律》，于1815年编成，由皇帝亲自裁定，作序颁行，这就是《嘉隆法典》^[16]。

1810年，越南国王专门从广东聘请了三位瓦匠，“令于库上锻铸琉璃瓦青黄绿各色，使工匠学”。清朝的手工业技术也对越南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说，两国使节的往来推动了清朝的文明和科学向越南的传播。

自主时期，中越友好往来频密。朝廷间的交往、文人墨客间的酬答应和、使节交往的事迹、佛教高僧南下北上等多见诸史书，更多的民间交往却难见于史籍。而这些“看不见”的民间交往才真正是中越友好关系的基石，正如马克思所言，“人民才是历史真正的创造者”，中越两国人民才是中越友好关系的缔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