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儒教崛起：儒、释、道并尊的发展

儒教以孔子为先师，圣人神道设教，“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倡导王道德治、尊王攘夷和上下秩序。儒家思想早在秦汉之际就传入越南，至今已有两千多年。

（一）儒教发展史

1.传入时期

儒教是在越南成为中国郡县时代传入越南的。秦始皇统一中原后，在今越南北中部设置象郡，大批中原人向南移民，“与越杂处”，拉开了儒学传入今越南地区的序幕。公元前207年，南海郡尉赵佗乘秦末之乱，击并桂林、象郡，建立了以番禺为中心的南越国。身为中原人的赵佗，在南越国大力推广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越南古史学家黎嵩也指出：赵佗“武功慑乎蚕丛，文教振乎象郡，以诗书而化训国俗，以仁义而固结人心，教民耕种，国富兵强”^[9]。这说明公元前2世纪，中国儒学已经开始传入越南。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南越，在今越南北中部建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从此越南直属中国中央王朝管辖。其时汉朝已“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学为中心的汉文化，在马援、锡光、任延、士燮等汉朝官吏的推行下，随着中原与交趾地区交流的增加和汉字的输入而进一步传播。其中，汉朝官吏对于儒教南传功不可没。《安南志略》记载：“西汉末，锡光治交趾，任延治九真，建立学校，遵仁依义。”《后汉书》说：“光武中兴，锡光为交趾，任延守九真。于是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聘，始和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10] 对于士燮，越南史学家吴士连评价道：“我国通诗书，习礼乐，为文献之邦，自士王始，其功德岂特施于当时，而有以远及于后代，岂不盛矣哉！”^[11]

2.发展时期

越南封建国家建立之初大力推崇佛教，佛教僧侣受到朝廷重用，儒教的地位受到抑制，李陈时期佛教更被尊为国教。但是佛教并非一枝独秀，11世纪后，儒教的地位也日益提高。出于巩固中央集权的需要，越南封建统治者采取一系列举措发展儒教，推行“儒、释、道并尊”的政策。主要表现在：（1）建文庙、国子监，塑孔子及周公像以祭祀；（2）诏天下儒士诣国子院，讲四书六经；并在各州、县建立学校，实行科举制；（3）儒士开始在朝廷中任要职，如被公认为“越儒第一人”的朱文安就曾于陈明宗至陈裕宗时期任国子监司业、祭酒，儒士阶层日渐崛起。这些都表明，李陈时期儒教已显现出其蓬勃发展的趋势，尤其是到了陈朝后期，儒教的优势地位已逐渐显露。

胡朝实行了限佛尊儒的政策，胡季犛是越南历史上第一个完全按照儒家思想治国的封建君主。他征召僧人当兵，勒令不合格的僧人还俗；同时扩大儒学教育，重新制定科举规范。他以自己的观点解释儒家经典，体现了其试图批判地吸收和发展儒教的倾向。他还将儒家经典译成喃字，对儒教的民族化和传播作出了贡献。

3.兴盛时期

后黎朝初期，政治体制从之前的贵族君主制转向了官僚君主制，封建统治制度高度发展。与之相应，儒家思想取代了李陈时期崇佛和三教并尊的思想，在越南社会中占据了正统性和支配性地位，越南从此进入了崇儒重道、独尊儒学的时期。为了建立集中、高效、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维持稳定、太平的社会秩序，黎初的各代皇帝借鉴了中国封建统治者的治国经验，以儒家学说作为立国治民的指导思想和制定各种典章制度的理论依据，宋明理学受到黎朝统治者的欢迎，并被提升为国家正统的意识形态，儒教被尊为国教。

黎初儒教兴盛表现为：（1）大力发展儒学教育和考试制度，形成了官学、私学并重的封建教育体系和规范完善的科举制度，以此培养、选拔人才，培养官吏。官学有国家直接管理的国子监，以及地方政府（府、县）管理的学校；乡、村则私学普及，由儒生办学并教授。在科举方面，明确规定了考试的目的、方法、内容和要求。1434年黎太宗定取士科，1462年黎圣宗定保结乡试例。为了提高儒士阶层的名望和地位，黎圣宗于1442年命制文题名竖碑，1472年定进士资格例。据统计，黎圣宗在位38年，开科12次，取士511人，两项超过了李朝陈朝开科取士数目的总和。^[12]（2）经济、政治、文化等皆以儒教为中心。经济上大力发扬儒教重农传统，如黎圣宗于1437年“亲耕籍田”，并“率群臣耕”，黎嘉宗令“亲民之官，当存心抚字，劝课农桑”。政治上以三纲五常等儒教伦理规范社会等级秩序，黎圣宗参照隋唐律例颁布《洪德法典》，制定《二十四训条》，黎玄宗颁布教化四十七条，通过对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师徒、乡党、男女等各方面关系的规定以厚风俗，进而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文化上经学、史学繁荣，黎朝大量输入、翻刻儒教经典如“四书”、“五经”等；出现了不少贯彻儒家思想的史书如《舆地志》以及吴士连撰修的《大越史记全书》等；儒士还大量参与文学创作及儒学研究，著书立说者众，出现了大批名儒如阮秉谦、潘孚先、吴士连、黎贵惇等。（3）孔子作为儒学祖师被推到了极高的位置，国家尊孔、祭孔之风盛行。黎朝开国之初黎太宗便以太牢之礼祭祀孔子；黎太宗“率百官谒太庙”；黎圣宗时期则大修文庙；黎显宗时，文庙改用王者之服，以示崇重，越南自此开始以王者尊孔子；除京都外，地方也普遍建有文庙。史载越南“崇儒教，交州有国学、文庙，各郡县皆建学，祭祀、配享俱如中国”。

由此可见，后黎朝初期，儒教的发展在越南已达到极盛。此后，后黎朝后期、西山王朝以及阮朝各代统治者均以儒家思想立国，继续崇儒重道，独尊儒学。特别是阮朝建立后，为了恢复官僚集权制，巩固王朝的统治和国家大一统局面，统治者对儒教的推崇较后黎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儒学教育渗透到府、县一级，府级学校设教授、县级学校设训导^[13]；除京都外，各省立文庙，各府、县（乃至乡）立祭孔祠和祭孔坛，祭孔之风盛行，祭孔仪式隆重；各村社成立由儒士组成的咨文会，负责劝学、科举、卫道以及祭祀圣贤之事。这样，儒家思想不仅随着阮朝疆域的扩张而遍布越南全境，而且进一步渗透到民间村社，成为越南民间文化的重要内容。

4.式微期 (www.xing528.com)

儒教作为越南封建社会的思想支柱，是伴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而发展的。随着法国殖民者的入侵和阮朝的灭亡，它也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1918年，越南废除汉字教学和科举制度，汉语被国语和法语取代，儒教也结束了其在越南的历史使命。但是儒家的思想体系不会消亡，它已经成为越南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通过各种形式，存在并影响着越南人的现世生活。

如今，越南仍然供奉孔子，位于河内的文庙就是越南尊孔崇儒的象征。每年高考前，前来祭拜孔子的考生和考生家长络绎不绝。^[14]此外，越南新晋教授^[15]的晋升仪式也在文庙举行，由教育部颁发证书、送花，与教育部官员合影留念。越南北、中、南部各地如谅山、顺化、胡志明市等都建有文庙，很多民间信仰庙祠如关帝庙、海神娘娘庙也供奉孔子。另外，很多地方还建有专门供奉越南历代大儒的祠庙，如阮秉谦祠等。

（二）越南儒教的特征

尽管在学术层面上，作为一种学说体系，越南人的儒学著述多局限于理解、解释汉儒，尤其是宋儒的范围，与中国儒学没有大的出入；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越南儒教与中国的儒家思想还存在一些较为明显的差异，主要表现在：

（1）越南封建时期基本上实行“三教并尊”政策，即便是在15世纪后独尊儒教时期，也不排斥佛、道，强调“三教同源”。儒、释、道三者互相渗透、互为补充并相互融合。越南封建统治者为治国安民推崇儒教，在出世学问上则崇奉释、道；越南儒学家如阮秉谦、黎贵惇等既受儒学的深刻影响，又兼具释、道思想；而民间也常常将儒、释、道三教杂糅，20世纪20年代越南南方出现的高台教就是三教归源的典型例证。^[16]

（2）与中国儒家思想的“忠孝”观不同，越南儒教的“忠孝”加入了“国家”因素。^[17]忠孝是儒家思想的两个重要概念，儒家学说中的“忠”讲的是“君为臣纲”，即忠君；而越南人理解的“忠”则是忠于国家。胡志明提出的“忠于国，孝于民”的口号就是对越南人“忠孝”观的最好诠释。

（3）“男尊女卑”是儒家的重要思想，受这一思想的影响，越南封建社会中妇女的地位也较为低下；但另一方面，东南亚文化的重阴性特征以及妇女在农业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也使得越南妇女地位较中国高，这一点在婚嫁、继承、祭祀等方面皆有所体现。

（三）影响

诚如越南著名学者潘玉所言：“越南文化，不管是文学、政治、风俗、礼仪、艺术、信仰，没有哪一点是不带儒教印记的；也没有哪一个越南人，不管其怎样反对儒教，都不可能不受到儒教的影响。”^[18]可见儒教在越南影响之深、之广。

首先，在政治方面，儒教作为一种治国学说，适应了越南封建时期国家组织和管理的需要，因此在摆脱中国的统治后，越南封建统治者有意识地选择了儒教。尤其是后黎朝和阮朝，皆效仿中国建立了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这种封建政治体制有助于增强一个以村社为基础的农业国家的凝聚力，对于越南封建社会的发展与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19]

其次，儒教构成了越南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儒教在巩固社会秩序、增加人与人之间的情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儒家的仁义道德思想与爱祖国、爱家乡是融合在一起的。不仅如此，儒教还深刻影响了越南民间文化，其中包括越南人最重要的信仰——祖先崇拜。儒家思想将原始形式的祖先崇拜系统化、礼仪化和体制化，为越南祖先崇拜的保存和延续提供了深刻的思想、道德、哲学及法理基础，并使祖先崇拜受到了历代封建王朝的保护。越南人另一个重要信仰——城隍信仰以及供奉城隍的村亭的产生也与儒家思想在越南社会主导地位的确立息息相关。这些都反映了儒教在民间的广泛影响。

最后，儒教推动了越南教育以及文学、史学、哲学等学科的发展。儒教历来重视教育，越南很早就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体系以及科举取士制度，培养了大批人才和以儒生为主体的知识分子队伍，儒士在民间特别受到尊敬，尊重知识、尊师重道的传统一直保存至今。儒教的载体是汉字，因此，越南大量以汉字撰写的历史、哲学和文学著作无不带上儒学的印记；而儒教的宗经重史传统则为越南成为“文献之邦”作出了重要贡献，这在东南亚其他国家也是鲜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