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综合性
首先，佛教被越南人接受后，很快便与越南传统的民间信仰结合在一起。比如，越南的四法寺实际上是供奉云、雨、雷、电等自然神的寺庙体系；并且，越南寺庙普遍的建筑风格是“前佛后神”，寺庙同时也是供奉神灵、圣人、土地城隍和民族英雄的场所。而在越南人民眼中，佛祖同时也是一位无所不能的神，它能通晓宇宙中的一切事物，并能在任何需要的时候出来惩奸除恶，救助心地善良的人。
其次，佛教的各教派也互相结合，使得在越南没有一个纯粹的佛教派别：毗尼多流支派中掺杂密宗派，这一派别中的万行大师、阮明空法师、徐道行法师等均精通法术；李朝的草堂派将禅宗和净土宗合二为一，即把自身修行和借助外力结合起来；禅宗本主张不立文字，但越南的禅师们却留下了许多颇具价值的著作。
（二）灵活性
农业文明赋予了越南人明显的实用主义心理，他们更多关注的是一种实际的生活态度及生活方式，民间俗语有云：“在家修行为第一，集市修行排第二，寺庙第三。”又说：“建九级浮屠，不如救一人性命。”与拜佛相比，他们更愿意孝敬父母，有歌谣云：“修行不如在家，孝敬父母乃真修行。”
这种实用主义心理也使得佛教徒不重视形式。比如，越南北方寺庙往往将不同宗派的佛祖、菩萨、罗汉等塑像供在一起；在南方，大乘和小乘佛教关系密切，很多寺庙形式上是小乘，即供奉释迦牟尼，僧侣穿黄色袈裟，但却信奉大乘教义，许多清规戒律也都根据实际需要来删减或保持。为了留住村社的寺庙，有些地方的村民甚至给住持组织婚娶仪式，使得寺庙几乎变成村社的家户。[7](www.xing528.com)
越南佛教的灵活性还体现在其本土化方面。首先，在形式上，越南人供奉的佛祖受到东南亚地区妇女地位较高等文化特性的影响——不仅来源于印度的释迦牟尼等佛祖被女性化，而且还诞生了南海观音、氏敬观音、妙善观音等本土化的女性佛祖。其次，在越南人的观念中，佛祖无异于传统民间信仰中的神灵，其职能是救苦救难于人间、赐一方福祉于百姓、赐风调雨顺于农业、救度超脱亡灵等等。
（三）明显的“入世”色彩
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和社会发展状况，越南佛教在追求“出世”的同时，表现出了极其明显的“入世”特征，佛教与政治、国家结成了密切关系。封建时期，僧侣们积极参与朝政、外交和文化教育事业，对越南封建社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作出了巨大贡献。近现代，寺庙和僧侣成为抗法救国运动的基地和主要力量之一。如1898年武著领导的抗法起义，得到了富安、平定两省广大佛教徒的支持。1945年“八月革命”期间，僧侣和佛教团体通过《慧火报》提出了“拥护人民政权”、“反对一切侵略”、“越南完全独立”等口号并投身于民族解放事业。吴庭艳、阮文绍南方执政期间，南越佛教徒遭到歧视和迫害，他们中的释广德、释善美、妙光等人通过自焚的方式反抗南越政府的统治和宗教不平等政策。
当代，越南佛教协会奉行“团结、和谐、服务祖国、保卫和平”的理念，积极从事爱国和慈善活动，在宣传越南共产党的方针路线、国家的法律政策和革新开放事业方面，在消除饥饿、减少贫困、维护社会安定、预防社会灾难、建设文化生活等经济—社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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