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佛教发展史及其主要流派

（一）郡县时期佛教的传入和发展

越南学界普遍认为，佛教于公元初年就已通过海路从印度传入越地。中国学界一般认为佛教传入越南的可信时间为2世纪。我们知道，东汉末年战乱频繁，“独交州差安，北方异人咸来在焉”。正是在避居交州的过程中，大批中原士民和僧侣给交趾地区带去了北传佛教。牟子就是其中最早且成就最显著的代表。他奉母流寓交州，潜心佛学，力图融儒、释、道三家观点于一炉，并于交州完成了著作《牟子理惑论》，在当时影响极大。

3世纪，西亚僧人康僧会、支疆梁，印度僧人摩罗耆域、丘陀罗等先后从海路经扶南或从陆路经由缅甸、云南到达交州，奉译佛经，弘扬佛法；并在交州建有法云、法雨、法雷、法电四座寺院。中国高僧西行取经，也多取道交州。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交州郡的首府羸，成为当时重要的佛教中心。

如果说早期越南佛教曾受到南传佛教影响的话，那么自6世纪之后，越南佛教主要是北传佛教。由于其时越南北中部属中国郡县之地，其佛教受中国影响很大，而隋唐时期中国佛教的兴盛也给交州佛教带来了广泛的发展。中国的禅宗、净土宗和密宗传入越南，其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南传佛教。

580年，在中国承袭了中国禅宗衣钵的印度僧人毗尼多流支从广州到达交州，在法云寺（北宁顺城）创立了“灭喜禅宗派”，是为越南禅宗之始。820年，唐代广州籍僧人无言通到达安南北宁扶董村建初寺，在那里传授禅学，并创立了越南第二支禅宗派“无言通禅派”。无言通派是越南佛教的主要宗派。

除了来自中国以及南亚、西亚的僧侣外，唐代，交州当地也出现了不少名僧，如运期、解脱天、慧琰、智行等。一些交州僧人也应邀到长安讲经。^[3]

总之，早在越南建立自主封建国家之前，佛教就已在今越南北方广为发展。968年，丁部领建立“大瞿越”国，越南从此脱离了中国的郡县统治。在此后长达4个世纪的时间里，越南统治者笃信佛教，优容僧侣，佛教迎来了其创新、发展和鼎盛时期。

（二）独立自主时期佛教的兴盛

建国之初，因缺乏治理国家的人才，越南丁、前黎朝各代帝王均重用佛教僧侣。971年，丁先皇定文武品秩时，对僧道品阶也做了规定，定“僧统”为佛教官职之首，下设“僧录”管理僧侣事务。当时被丁先皇封为僧统、僧录的分别是匡越大师和张麻尼。匡越大师（933—1011年）是无言通禅派的第四代，“匡越”二字即丁先皇所赐，意即“辅助越国”。黎朝黎大行得帝业后，对匡越大师“尤加礼敬”，“凡朝廷军国之事，师皆与焉”。^[4]除匡越大师外，前黎朝辅佐朝政的还有杜法顺（915—990年）和万行。杜法顺为毗尼多流支禅派第十代，博学多才。万行为毗尼多流支禅派第十二代传人，精于禅法，曾为黎大行的顾问，“黎大行皇帝军国之事必依万行言”；李朝初年，万行因以符谶之言支持李公蕴夺得政权而被李太祖尊为国师。

李陈时期（11—14世纪初）是越南佛教发展的鼎盛期，佛教被尊为国教，以佛教为代表的神权与封建王朝所代表的政权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僧侣集团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势力：经济上寺院拥有大量寺田、食邑和田奴，僧侣持度牒享有免除赋税徭役之特权；组织上形成了上有国师、僧统、僧录，各府有教门公事的严密的僧团制度；政治上则具有参与朝政、左右政局及改朝换代之势。当时辅佐朝政的高级僧侣除万行和尚外，还有满觉禅师、圆通国师、明空法师、玄光禅师等。

李朝各代国王也大力推崇佛教，亲身传播禅宗佛学。《大越史记全书》记载：李朝开国皇帝李公蕴在“宗庙未建，社稷未立之时”，便“创立八寺，又重修诸路寺观，而度京师千余人为僧”。李太宗在位时（1028—1054年）大力修建寺院，1049年因梦见观音佛坐莲花台而命造延佑寺，也就是如今著名的独柱寺。李圣宗（1054—1072年）在攻获占城时发现了客居占城的中国禅师草堂，备加赏识，赐其居于升龙开国寺，封其为国师。草堂禅师创立了越南禅宗第三派系——“草堂禅派”，主张“禅净一致”，把禅宗和净土宗结合起来。草堂禅派传五代十八祖，李圣宗、李英宗（1138—1175年）、李高宗（1176—1210年）分别是草堂禅派首传、第三代和第五代弟子。随着李朝的衰亡，草堂禅派也走向衰落。

陈朝建立后，各代帝王继续推崇佛教。陈太宗（1225—1258年）下诏“国中凡有驿亭，皆塑佛像事之”，其著有《课虚录》和《禅宗指南歌》，前者是越南竹林禅派的基本著作之一。第三代国王陈仁宗（1279—1293年）更是笃志禅学，以至弃位出家，在海阳东潮县安子山花烟寺出家修行，并正式创立了竹林禅派，是为越南竹林禅派的初祖。竹林禅派是由越南人创立的第一支禅宗，被认为是真正越南化的佛教宗派，受到陈朝皇室的大力提倡，并成为以后若干世纪越南佛教的主要流派。它继承无言通派，将儒、释、道学说综合到禅宗完整的经验中，借鉴了中国禅宗“见自性”、“无杂”、“无念”的思想，不尚礼仪，宣扬“佛在心，心即涅槃，即佛”，这实际上是中国禅宗的翻版。

在民间，佛教影响至深。陈朝儒臣黎括欲明儒道而排佛，“卒不能行”，不解于“佛氏之福祸动人，何其得人之深且固矣”，并对当时的崇佛景象概括道：“上至王公，以至庶人，凡施于佛事，虽竭所有，顾无靳啬。苟今日托付于寺塔，则欣欣然如持左券，以取明日之报。故自内京城，及外州府，穷村僻巷，不令而从，不盟而信。有人家处，必有佛寺，废而复兴，坏而修复。钟鼓楼台，与民居怠半，其兴甚易，而尊崇甚大也。”^[5]越南很多大型的著名佛寺如佛迹寺（北宁）、普宁寺（南定）、广严寺（原河西，今河内）、安子寺（广宁），以及上文提到的延佑寺等均始建于这一时期。(www.xing528.com)

（三）15世纪后宫廷佛教的式微和民间佛教的发展

佛教信徒数量的激增和佛教势力的恶性膨胀引起了越南统治阶级的忧虑和惶恐：寺庙成了藏污纳垢之所，淫荡奸邪之地；一些高级僧侣甚至干涉朝政，决定皇帝的废立。统治阶级不得不采取一系列压制政策，通过勒令还俗、服兵役、没收土地、降低僧侣身份等方法打击佛教。事实上，到陈朝中后期，随着儒士阶层的日渐崛起，僧侣便逐渐失去了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僧侣人数锐减。15世纪黎朝建立后，越南的政治体制从之前的贵族君主制转向了官僚君主制，封建统治制度高度发展；与之相应，儒家思想取代了李陈时期崇佛和三教并尊的思想，在越南社会中占据了正统性和支配性地位，越南封建社会从此进入了崇儒重道、独尊儒学的时期，宫廷佛教开始走向衰落。1500年以后，朝廷下令只许庶民信佛。

佛教虽告别宫廷，但在乡村中仍保持其原有地位。乡亭成为村社的行政中心，但是寺庙仍是善男信女们寄托信仰和希望的地方。佛教的因果、报应论越来越深入人心。吃斋、受戒、诵经、放生、赈济、建庙、修塔、塑像、印经等仍是大众信徒必行之事，以为自身及家庭积下功德。这一阶段，氏敬观音和南海观音作为佛在越南的本土化形象开始在大众信徒的精神生活中占居重要位置。

16世纪时，禅宗和净土宗融合为莲宗派。17世纪，以拙公和尚和元韶禅师为代表的中国禅师到越南北方和南方弘扬佛法。拙公和尚以河内、北宁为中心，广泛传播中国临济禅宗思想，并创立了竹林新派——拙公派。在中国侨僧的影响下，17—18世纪的越南“南方佛教带有浓厚的广东特色”，“越南中部寺院建筑则深受中国寺院建筑的影响，屋顶普遍以筒瓦覆盖”。^[6]

南北纷争时期，郑氏、阮氏两大封建集团为了笼络人民，开始扶持佛教，传教活动逐步开始恢复。禅宗和净土宗进一步结合，并于17世纪起陆续形成了拙公派、水月派、莲宗派、元绍禅派、了观禅派、宝山奇香派等六个新教派。18世纪，越南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政权腐败，灾荒连年，农民起义不断，国家危机重重。儒家思想已不足以成为百姓安身立命的思想基础，儒学虽然仍为官学，但其实际地位已经下降；民间和上层社会又刮起了崇佛、崇道之风。

（四）20世纪初佛教的振兴及当代越南佛教的发展

在各位禅师的努力下，1928—1935年，各佛教教会，如南圻佛学研究会、安南佛学会、北圻佛教总会等先后在西贡、顺化和河内成立，佛教徒和国家知识分子共同致力于收集经书、讲经说法、修复寺院、出版各种越文译本的佛教经典和杂志等活动，拉开了越南佛教振兴运动的序幕。1935年，北圻佛教总会的僧尼数量达到2 000人，有1万名佛教徒会员；1937年，中圻佛教协会会员也达3 000人之多。1948年，统一越南佛教徒协会成立；1950年，中越、北越成立了联合性的新佛教协会；1951年，国家佛教会议在顺化召开，大会成立了“越南佛教总会”，以统一所有的佛教协会，重组佛教教会活动；但随着1954年《日内瓦协议》将越南一分为二，越南佛教的统一之路也因此受阻，南越佛教界也因总统吴庭艳信奉天主教而遭受歧视，南越佛教徒掀起了非暴力佛教反抗运动，在军警的镇压下，牺牲、自焚者众多。

1963年12月31日，统一越南佛教大会在舍利寺（由南越佛学会所建）开幕，大会决定以“统一越南佛教教会”的名义统一越南佛教，总部设在印光寺。统一越南佛教教会成立后，大力弘扬佛法，并对政府进行了长期的批判。

这一阶段越南佛教徒剧增。1975年南越解放后，越南的佛教宗派和组织再次得到统一，次年，成立了全国统一的“越南佛教联合会”。1981年越南佛教教会作为越南佛教界唯一的官方机构得以成立，分设两个办事处于河内馆使寺和胡志明市舍利寺，由三个宗派即北宗、南宗及乞士宗组成。

2007年12月，在河内友谊文化宫举行了越南佛教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2007—2012年的行动纲领和主要活动计划，大会肯定了越南佛教团结、和谐和与民族同行的精神和传统，主张遵循“道法、民族、社会主义”的方针，弘扬佛法、传播佛教道德，为建设贤善、幸福、安乐的社会，消除各种消极腐败、抢劫暴力等而努力奋斗。大会还选举了越南佛教新一届领导机构和领导成员。

如今，佛教是越南的第一大宗教。主要修行法门以净土为主，禅宗次之。全国有75%的人受过佛教教育或影响，农历初一、十五，民众去寺庙烧香拜佛者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