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儒学：超越之维重建与展望

既然“上达式”超越走到了个人神圣化，进而舍弃了超越之维，走到了尽头。那么我们似乎就只能在个体之外谋求另一种超越维度。但一个固定的、不变的形上者，无论如何也是无法下贯到个体主体性的，这是我们已经论述过的。面对如此的理论困境，我们不妨退一步讲，绝地求生地假设“下贯式”超越如果能建构起适应现代进程的本体，它就是可以成立的，那么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重新谋求一个能够为个体主体性奠基的本体。黄玉顺的“变易本体论”就是对我们这个假设一定程度上的实现。

黄玉顺认为，儒学所追求的形上存在者不是“静止的实体”，而是“流动的变易”。其主要的特征是“周流变动、相易无常，既非唯物，亦非唯心，乃‘唯变’”。这样的本体论在黄玉顺看来，可以被称作“变易本体论”^[16]。所以，变易本体论所描述的并不是具有变化特征的本体，而是作为变化本身的本体。正如张小星所言，“其所确立的形而上者是一种变动不居、流行无体的‘至变’”^[17]。

这种“至变”本体因其变幻莫测，故对世俗界带来的影响有两个：第一，赋予了形下存在者无穷的可能性，即肯认个体性的合理性；第二，并不能为世俗生活带来确定性。变易本体论的确能为个体主体性奠基，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它并不能像传统本体论那样，为世俗生活提供确定性的依据和担保。因为传统本体论的思路是通过不变的“一”说明变化万千的世界，这种“第一哲学”的传统自巴门尼德就开始了，一直到胡塞尔以后，都是这种哲学思路。从儒学内部来看，从孟子“立其大者”一直到阳明所谓“致良知”之学，也没有跳出这种框架。而变易本体论的本体不是不变的“一”，而是变化本身，是无法为世界提供确定性的。或者说，它提供的确定性就是变化本身的确定性，这与传统的超越之维有根本区别。如果变易本体论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它必然也会走向荒诞和消极。但我们通过对黄玉顺学说的解读，可以清楚看到，黄玉顺实际上是通过“生活-至变”的视域来解决了这个问题。

黄玉顺用“至变”本体的超越之维为世俗界的个体主体性奠基，但是该本体显然并不能提供确定性和安全感。而实际上，在黄玉顺学说中，“至变”本身仍然不是终极意义上的存在。换言之，我们仍然可以继续追问，变之为变是何以可能的？黄玉顺用“存在”对此加以回答：“存在→形而上存在者→形而下存在者”。^[18]作为形而上者的变，是由“存在”生成的，黄玉顺又说“生活即存在”^[19]，所以，也就是生活生成了形而上者。

这样一来，“生活—至变”作为一种哲学视域，既满足了为个体主体性奠基，又不致使之走向个体神圣化从而失去超越之维在世俗界存在的意义，这种既非“下贯式”超越也非“上达式”超越的路向，无疑克服了上述两种超越进路最重要的缺陷。立足生活本身的“至变”作为超越之维，一方面变动无体，没有任何的规定性；另一方面，立足生活，百变而不失其真，是具有普遍性的。由此，黄玉顺强调“在生活”“去生活”，即主体于生活变化之中，要接受变化，也要创造变化，自信自强，也能心存敬畏。从这个角度讲，“生活儒学”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儒学的理论藩篱，其作为一种当代的哲学思想建构，对任何一种理论形态超越之维的重建，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注释】

[1]原载《当代儒学》第18辑，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2]黄玉顺：《从“西学东渐”到“东学西进”——当代中国哲学学者的历史使命》，《学术月刊》2002年第11期。

[3]郭萍：《儒学现代转型的‘引桥’——宋明儒学的时代性再认识》，《哲学研究》2018年第7期。

[4]陈赟：《重新认识中国古代的思想传统》，《社会科学》2002年第10期。

[5]郑祖铤：《中国人西洋观变迁的历程》，《益阳师专学报》1995年第4期。

[6]参见［美］马克·里拉：《夭折的上帝：宗教政治与现代西方》，萧易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年，第4～5页。

[7]Robert N.Bellah：Civil Religion in American，Dacdalus，1967，pp.1-21.(www.xing528.com)

[8]康晓光：《文化民族主义论纲》，《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2期。

[9]康晓光：《文化民族主义论纲》，《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2期。

[10]干春松：《康有为与儒学的“新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76页。

[11]康晓光：《文化民族主义论纲》，《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2期。

[12]康晓光：《文化民族主义论纲》，《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2期。

[13]陈明：《儒者之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页。

[14]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1～22页。

[15]王艮：《王心斋全集》，陈祝生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3页。

[16]黄玉顺：《形而上学的黎明——生活儒学视域下的“变易本体论”建构》，《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17]张小星：《〈易传〉形上学的双向开展——以“变易本体论”为指引》，《当代儒学》2017年第1期。

[18]黄玉顺：《生活儒学与中国正义论——从我研究儒学说起》，《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19]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增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