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以中国宋明时期内生现代性的孕育与发展为例可以阐明这个问题。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中国现代性进程的开启并不完全是列强入侵，即“外援”的结果，中国内部长时间以来一直有某种内生的力量，试图开启现代性的大门。正如黄玉顺所指出的，“中国市民社会的兴起乃至兴盛至迟可追溯到宋代社会……宋明理学、明清学术中已经蕴含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展示出一系列现代性的思想观念”[2]，毋庸置疑，市民社会的兴起是现代性的题中之义，这是黑格尔早就论证过的了。所以容易理解，中国早在宋代就已经产生了内生现代性的萌芽。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才将宋明时代的儒学形态称为“现代转型的‘引桥’”[3]。但遗憾的是，宋明时期所孕育的现代性观念并没有顺利地呱呱坠地，反而将中国引向了清末内忧外患的局面。
那么究竟是什么致使中国几百年的时间都没能从“引桥”走上现代性的正轨？笔者认为，这恰恰是超越之维在世俗政治生活中不断丧失，致使权力无限膨胀而引发的后果。宋明儒学被很多学者看作儒学在佛老冲击后的一次复兴，其以天理为中心的一整套具有超越性的学说代表着儒学的高峰之一，甚至有学者断言，“中国文化的复兴必将是宋明儒学的复兴”[4]。在朱子学主导的宋明，尚有“天理”在兹与世俗权力相对抗。明代中后期，随着朱子学被改造为官学，阳明学在对于世俗权力的对抗上站了出来，从阳明在朝进言到龙场悟道，良知学宣告，权力不能肆意膨胀，要接受良知的考验和约束。而至于清代，儒学的建构逐渐侧重于以乾嘉学派为代表的考据学，超越维度的阐释越来越少，此时超越维度已经丧失了对世俗政治的约束。此时，儒学学者在神圣领域处于失语状态，因其已经将经典的解释权拱手让出了。至此，世俗权力彻底失去了超越维度的约束。故而，到了清末，“清政府的政治已黑暗腐朽到了顶点”[5]，君主集权专制空前发达，好不容易酝酿已久的内生现代性也就此胎死腹中。当然，中国内生现代性的悲哀命运是种种因素的历史合力产生的结果，不仅仅是超越之维的逐渐丧失导致的，但是将超越之维从世俗政治生活中抽离，这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www.xing528.com)
总而言之，失去超越之维约束的权力极易走向威权主义，这是我们处于当下现代转型中必须提防的错误倾向。这是我们在世俗政治生活中与超越维度划清界线而带来的第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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