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生活儒学：一场前沿研究

宋大琦

尹建华（简称尹）：我们再起一个话题，就是关于“生活儒学”，该怎么理解生活儒学？它跟形而上的关系如何？提倡生活儒学的发展路径会是什么样？

宋大琦（简称宋）：“生活儒学”是目前各种儒学流派中最晦涩的一支，从广义上来讲，我也属于生活儒学这一派的。生活儒学的确好多人都不太理解，我们现在谈“生活儒学”主要是两个人，一个是龚鹏程，一个是黄玉顺，但是这两个人还不是一回事。龚鹏程主要是在生活中实践儒学，而黄玉顺是一种纯哲学，我们今天讲的生活儒学主要是指黄玉顺的。

尹：我就说，龚鹏程那个生活儒学我们还能理解，但是说到黄玉顺这个……

宋：他非常晦涩，是学派的角度来讲的。我跟黄玉顺一个老师，都是蒙培元先生的学生，蒙培元是冯友兰先生的学生。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心学向左、理学向右”，就说它们都向着自己的反方向走，为什么这么说呢？熊十力先生这一脉，他的弟子牟宗三先生说他的学问是继承了熊先生的“心学”，然而他们是越走越理性，越向朱熹靠近；冯先生说自己是“理”派，但冯先生的学生，徒子徒孙，越来越向“心学”方向靠近，二者换位了！

宋：像冯先生建立这个“新理学”——我们古代学问是点拨式、顿悟式的，它缺乏那种严密论证的体系架构，不好理解，而冯先生是第一个用这种严密的体系来说中国哲学史的——大家都知道，胡适是先出了半部中国哲学史，但才出来就被冯先生的给淘汰了，胡适先生一辈子不能释怀，哈哈！他老想有下册来压过冯先生，结果一辈子也没有写出来，挺有意思的。但是冯先生用这种理性的方法，走到了一个极致，他要往回返了，蒙先生早期是严格按冯先生的路子走，写了两本著作，一个叫《理学的演变》，把理学从周敦颐、张载一直到清朝前期，做了一个详细的梳理，然后他又把时间顺序完全打乱，抛开人头，按逻辑关系来写，写了一本书叫《理学范畴系统》。我早期受这本书的影响非常深。但是理学的东西，它走到极点之后，本身就存在非常大的问题，跟科学一样，科学解决不了价值问题，理性也解决不了人的信仰和情感问题，我们常说一句话：“科学走到尽头就变哲学，哲学走到尽头成了神学与宗教”，因为最后那个东西，你是无法通过理性来进行抉择的，理性可以把各种选择的后果全告诉你。

尹：但是它不能帮你选择是吧？选择是主体的事情。

宋：所以这个问题，最后你必须返回人本身，人的情感、意志啊，个人的经验啊……所以现在中国哲学这个“理派”，到了蒙先生这里发生了一个转折。他写了一本书《情感与理性》，梳理完之后，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人是情感的存在，情感为理性奠基——最后你的理性还是建立在情感之上的。你最后的终极问题，还是得靠情感来解决，是选择性问题，不是靠理性能够解决的，是这么一个过程，得返回情感。这样他就发现了在中国整个儒学史中，对理性、对权威主义的一种相反的因素……中国哲学的主流，不是西方式的理性主宰的。事实上情理哲学一直是儒家的传统，不过有时隐，有时显，即使朱熹的心性之学包含着很大的情理张力，不是单纯的理性主导，这个比较复杂，我们先不说。

宋：以前我们是按照西方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蒙先生所做的事情在古代其实已经发生过，这个过程，我举三个人，一个朱熹、一个王阳明、一个戴震，朱熹的理的极致被王阳明的“心即理”从认识论上颠覆了，然后到了戴震这里，转化成了一种人之常情，落实到生活世界中，以人之常情而不是宏大道德叙事论是非，我们今天又重来一回——按说是一种不幸，我们没有接着往前走。我觉得今天的儒学，应该是顺着戴震的路往前走。蒙先生这里又走了一遍，然后这个东西在黄玉顺身上体现得更加明显了。他返回情感，然后由情感返回到生活，然后面对生活本身。生活本身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破除一切既成的观念，一切既成的观念都不足以成为权威，必须把它们完全破除，面对最原初的生活事实。其实这个跟阳明的“心学”是非常像的，阳明是返回“心”，阳明后学有返回赤子状态等，黄玉顺是返回“生活”。但在什么是“生活”的问题上，我同他有分歧了，我也是用还原的方法，但是我觉得还原成一个感性的人、“赤子”“生性”就可以了。从自然人性出发，先说“我欲”，然后再说我的欲望与别人会不会产生冲突？这个冲突应该怎么处理，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得出公共理性，这是我的思路，也是戴震的思路。黄玉顺的“返回生活”更为彻底，他要返回到“人之常性”之前，因为他认为你这个“人之常性”也是后面产生的。那么这个“之前”是什么东西呢？他说是“生活的大本大源”！——在这里我有疑惑了。(www.xing528.com)

宋：我觉得，如果你这个所谓的“生活的大本大源”，如果要前于七情六欲这些先天的人性的话，那么它就还是一个形而上者、逻辑本体，难说是生活本身。他自己说这是“前形而上学”。我觉得如果说返回到七情六欲、人的感性存在这一块，这就是“前观念”的，就可以从其构建出“至上”的观念来，所谓“至善”的观念体系不就形而上学化了吗？然后再演变出各种各样具体的规定。如果你要返回到“无”的阶段、返回到七情六欲之前，你就是在假设一个逻辑上的存在，然而经验不到新的“形而上”的东西——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跟他是有区别的，但我们最后在政治理论上的指向是一致的。

尹：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是真的很“哲学”了。

宋：他在“解构”这一块，大伙儿是容易理解的——“返回生活本身”，你不要预设任何一种观念，资本主义啊，爱国主义啊——任何主义、任何观念式的东西都是可以被质疑的！要质疑到什么地步？我是质疑到“不思不虑”“先天本能”——你看这个东西就不是一种观念，而是一种本能。如比你打我，我就知道疼，我会自然而然地躲避与反击，包括我的七情六欲，这些都是“前观念”的，不需要“观念”来告诉我，是“生而知之”，不是“学而知之”。我觉得应该返回到这步，就是人的本性——其实其中大部分是动物性，但这是起点不是终点，我们必须设置一个起点，然后才有所谓超越啊、理性啊，但是就算再超越，最后还是要落回到这些东西的，以这些东西为基础。这样的话，可能是对于宗教观念，对于各种各样的“主义”，都是一种挑战！这就好像建大厦一样，三通一平，有了这个之后，才好重新建地基，但是这个时候地基建在什么地方呢？我是认为，地基要建立在七情六欲之上，建立在人的原始情感之上——黄玉顺老师他最终是要建在“无”之上，我和你一样，总觉得有点不太好理解。

尹：对“无”的理解，我曾经听一位老师讲过，觉得很有道理。他主张的“无”，是无限可能的意思，就是说，只有从“无”才能够生发无限可能——探究万事万物的本体最终都只能推到这样一个“无”的状况，凡是“有”的东西，它就没有其他可能性了，也就不成其为万事万物的“本体”了。只有认为它是“无”的时候，它才有无限可能，可以生发所有的东西，才是终极“本体”，对吧？

宋：他这个思路，跟西方的“本体论”，还有魏晋玄学的“有无之辩”是比较像的，所谓“大有为无”。也就是说，你要给一个东西下定义，它上面必须有一个更高的定义，当你无限往上推的时候，等于这个外延越来越大，内涵越来越小，最后内涵就“空无”了，所以只有“空无”才是囊括一切的！当我们说“有”的时候，是指“存在者”，具体的存在，从这个“有”一直往后推，要推到一个“大有即无”，即不能进行任何描述和定义的终极存在——这种逻辑的推演，推到一种囊括所有的“大有”，如果倒推回来，就是一切规定性从无规定性中被给予出来或者自己凸显出来，“无极而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但是这个跟黄玉顺的“生活儒学”不是一回事。

【注释】

[1]节选自公众号“四维国学四维国学讲谈”2020年7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