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生活本身是爱，故新的礼教规范必须以仁爱为正当性基础才能与人的存在相一致，才不致于以生活之外的概念构想作为生活意义的根源来切割生活。
根据情义伦理立场，正当的情感有两个面向：差等之爱和一体之仁。差等之爱意味着私人领域，凸显着个体权利维度；一体之仁实指公共领域，凸显公共利益维度。新礼教的制作必须满足这两种情感的要求。不管差等之爱还是一体之仁，作为爱，其最大的特征就是“爱则利之”。因此，新礼教必须既能满足自利的要求，也能实现利他空间。不能让自利妨碍利他，也不能让利他消除自利。黄玉顺说：“在私的领域，即不侵犯他人权利的时候，这种差等之爱就是合乎情理的。然而孔子绝不会把这种差等之爱运用于公的领域，即决不会因此侵犯他人的权利；相反，在公共领域，包括在建构制度规范时，孔子恰恰要求克服差等之爱，追求一体之仁。”[38]
就旧礼教而言，对差等之爱（即个体权利）的克制是十分明显的。典型者如在聚族而居，大家族里不许个人储蓄私财和包办婚姻。《朱子家礼》说：“凡为子为父者，毋得蓄私财。俸禄及田宅所入，尽归之父母、舅姑。当用，则请而用之，不敢私假，不敢私与。”[39]更有家礼规定：“子孙倘有私置田业，私积货泉，事迹显然彰著，众得言之家长，家长率众告于祠堂，击鼓声罪而榜之壁，更邀其所与亲朋告与之，所私便即拘纳公堂，有不服者，告官以不孝论。”[40]不仅个体没有财产权，连个体的人身权都是缺乏的。旧礼教主导的婚姻制度就是一个显例。男女婚姻并不是出于当事男女之间的爱情，而是出于双方家族利益的考虑。《礼记·昏义》说：“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白虎通·嫁娶》说：“男不自专娶，女不自专嫁。必由父母。”[41]元代及其以后进一步细化为“嫁女皆由祖父母、父母。父亡随母婚嫁。又嫁女弃妻皆由所由，若不由所由，皆不成婚”[42]。(www.xing528.com)
但是旧礼教对差等之爱的压制，并没有带来一体之仁的单向发展，更多的是以宗族、家族为差等之爱的单位进行利益争斗。这一方面压制了个体的自爱、自利；另一方面却没有很好地在公共领域建立起体现一体之仁的礼教规范。以致论者多有感慨中国人呈一盘散沙状，但在这种感慨中却并不见散沙状的个人。所以旧礼教是一种既没能自利，也没能利人，仅有利于宗族、家族的一种伦理规范。因此，新礼教必须在差等之爱和一体之仁之间，在自爱与爱人、自利与利人之间实现平等，使其两不妨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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