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一个主体乃是生活之流不可抗拒的事实，“我们总是要成为存在者，成为主体。……本源情境是不可避免地要被打破的”[12]。主体的生活又必须是一种理性主导的生活，因为形而下的主体性的非理性生活根本就不是生活。由于“生活情感才是‘真实’的‘事情本身’”[13]，这就意味着作为一个理性主体事实上乃是生活之流、仁爱情感所造就成的，而且这种造就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生活的本源情境总是要被打破，我们总是要成为存在者。这就是说，情感总是要生成理性，“由爱生知”乃是生活之流无可抗拒的逼迫。这里，源于情感的理性展现为两个方面：认知理性和价值理性。
认知理性源起于本源性的“情感之思”。在“情感之思”中又会有所思、有所想，而此“思”“想”中会怀有希望、向往、意愿、意欲，这就从情感之思转到了“意欲之思”，“正是在这种意欲之思当中，主体性被给出来了”[14]。于是，前主体性的本源情境被打破，主体开始以表象化的方式打量世内存在者，这就从意欲之思转到了“认知之思”，即认知理性。
价值理性也源起于本源性的生活领悟，这表现为“良知”，此“良知”乃是对仁爱情感的一种直觉，这种直觉让人领悟到人是“能爱”的存在者；故此“良知”又曰“良能”。此良知良能具有判断善恶、熟知利害之能力，“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15]。此良知良能实际就是一种正义感，也是智之端，但还仅仅是端。同时，因情而有意欲，而意欲就会生思虑，所谓“由情生欲，由欲生虑”[16]，这就使良知生成了知利知害的理智能力（“价值理性”[17]）。据此，理智能力就能把正义感实现为正义原则，进而为正义的制度规范奠定基础。对此“由爱生知”的主体性生成过程（实即本源情境被打破而生成存在者的过程），黄玉顺将其归纳为“思源于爱、思不是爱”[18]。(www.xing528.com)
既然我们总是要成为存在者，成为主体，也就是意味着“爱”总是要成为“思”，“情感”（本源性的生活情感）一定会生成“理性”。这在观念上明显就有一个很大的翻转：“思”尽管源于“爱”，但若没有“思”的“爱”不过是一种幽闭的爱，实际上也就不成其为“爱”了。因此，“爱”离不了“思”。“思确证爱”[19]，“思着表明爱着”[20]。这就是说：尽管“思”、源于“爱”，“理性”源于“情感”，但“爱”“情感”离不了“思”“理性”。“思”由“爱”起，而“爱”又在“思”中；“理”由“情”起，而“情”又在“理”中。没有展露为“思”的爱并不是爱；没有理性筹划的生活也不是真正的生活。但“思”毕竟又不是“爱”，“思”仅仅是“爱”的显现方式而已；理性筹划也不是生活本身，而仅仅是生活本身的显现样式而已。
如果说“生活儒学”言“情”的维度偏重于消解主体性坚硬外壳的话，“生活儒学”说“理”的维度则偏重于主体性的重建。所以“生活儒学”瓦解了人是理性的存在、人是德性的存在等这样一些把人的存在视作一种坚硬主体性存在方式的理解。它揭示了人的存在实情：人是情理的存在。或者更准确的表达是：人在情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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