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儒学研究：解构式正义观

与儒家从公共的规范即礼出发理解正义不同，希腊人更多地从个体出发追问正义原则。通过追踪公元前7世纪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谢文郁教授提出，从个体出发追问正义恰恰解构了公共的规范。在希腊语境中，行为合适是指不亏欠别人，不亏欠神，但赫西俄德注意到，即使不亏欠别人，也不亏欠神，人总是还要受到虐待，此时该怎么办呢？如果完全根据公共规范，在自己与公共规范形成对峙局面的时候，这种状况无解。既然已经遵守了公共规范，但受到虐待却又是实实在在的，那么应该调整的就是公共规范，而其依据的正是个体的遭遇。于是，如何协调个体与公共的关系，并建立一种适合于所有个体生活的制度就成为困扰希腊人的核心问题。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的核心问题就是找到大家都认可的公共生活，即一种完善的社会制度是可能的吗？通过观察现实生活，柏拉图发现，城邦中有三类人，一是追求利益或欲望满足的普通人，二是由喜欢被称赞的激情所推动的护卫者，三是致力于寻找真正的善、追求神（宙斯）意志的哲学家。只有第三类人致力于寻求这样完美的社会制度，为了避免以恶为善或以善为恶的发生，他们需要找到真正的善，只有找到真正的善，完美的社会制度才是可能的。因此，从《工作与时日》追求个体的正义到《理想国》追求制度的正义，在思想史上，就是从righteousness到justice的转变。

于是，与儒家完全从公共规范讨论正义不同，希腊思想则是从追问个体的正义开始追问制度的正义，而其落脚点则是真正的善的问题。找不到真正的善，制度的正义就是不可能的，个体的正义也是无法保障的。但无论如何，柏拉图晚年诉诸于天命解决问题表明，凭理性追问真正的善几乎是不可能的^[4]，而随着怀疑主义的进一步论证^[5]，凭理性追问真正的善的道路被彻底堵死。但毫无疑问，追求真正的善乃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存冲动和生存意识，找不到它，生存就会进入善恶混淆的状态，进一步制度正义就会永恒缺席。在谢文郁教授看来，在生存中寻求真正的善是主导西方思想史后续发展的核心问题。

在这样的思想和生存处境下，《罗马书》给出另外一种追问真正的善的道路。据上，哪怕生存是在盯着真正的善或真理的过程中展开的，但由于在理性中追求真理是无望的，即使真理来到人们面前，都是无法接受的，因为真理本就不是判断和选择的产物。于是，一方面，我们确信或生存本就有着对真理或真正的善盯着看的冲动，另一方面它又不是判断和选择的产物，在保罗看来，接下来的唯一的道路就是在相信中相信真理已经来到我们面前，这便是耶稣基督的彰显者身份。换言之，如果在理性的判断中，真理是不可能的，即使真理来到我们面前，我们也只能否定和拒绝；而如果在相信的接受状态下，我们则不对真理来到面前这件事做判断，甚至因对真理或真正的善的相信，我们认为，凡是来自于祂的都是好的、善的。(www.xing528.com)

一旦在对作为真理自身的彰显者的接受中审视正义问题，我们就会获得另外一种眼光。首先，由于作为正义原则最终依据的真正的善不再是判断的产物，那么正义的基础也不在判断，换言之，我们持之为正义的原则只是具体处境下的观念的产物，它不是终极性的。其次，在对彰显者的接受中，我们相信，它会不断地把善给予我们，因而在处境中的判断的善会面临不断地更新的过程，换言之，如果说在特定处境下已经形成一套对正义理解的固定结构，那么在接受者的身份下，这套有关正义的理解结构就时时刻刻面临被更新改变的可能性。因此，与已经形成的各种各样的正义观相比，《保罗书》给出一种解构性的正义观。

在谢文郁教授看来，由于西方思想追问正义问题的起点是生存个体，而个体对正义的追问又不得不相关于公共生活，个体与公共规范之间就表现出一种紧绷的张力关系，即使走向一种解构性的正义观念，这个张力并没有被消除，它只是被引导进一种更新改变的状态之中。即作为观念状态的个体与规范的张力被带入一个更深的，也更新的张力之中。正是因对这种更新的张力状态的体察，谢文郁教授质问黄玉顺教授从“时”中观察制度更新是不是太消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