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来看，其主要进路毫无疑问是理性的。不管是笛卡尔还是培根，两人关于知识的起源尽管不同，但对于理性的借重却是一致的，故有所谓哲学的“认识论转向”。认识论的一个基本架构是“主—客”二分的对立模式。此模式下的人作为一个理性主体而存在。但这种理性主体是何以可能的？现代西方哲学并没有给出满意的答案。在康德那里，理性作为“物自身”完满自足，因此是自由。但这种理性自由显然有一种自我封闭性，因为他无须且不可粘黏经验，这就是现代社会人际冷漠的形而上学根源。这种以纯粹理性为进路的哲学现代转型明显忽略了人的共同在世的维度。于是存在主义哲学又对这种理性形而上学进行批判。但存在主义还是没能彻底摆脱主体性的纠缠（早期的海德格尔就是通过“此在”的生存来通达存在）。
就最具现代性的儒学形态，牟宗三的“道德的形而上学”来看，其哲学立足于秦汉以来帝国时代儒学的道德心性立场，希冀以道德心性为起点，通过良知的坎陷转出知性主体和权利主体，实现自由、民主、科学等现代价值。对此“坎陷”，学界多有质疑。而且，德性作为主体是何以可能的？牟宗三基本也是一种独断立场。此外，德性立场有很强的目的论指引，这乃是秦汉以来儒学与专制权力关系紧密的重要原因；显然，牟宗三的这条从德性这一“老内圣”开自由、民主、科学等“新外王”的路并没有走通。
由此，儒学现代转型面对着这样一个尴尬局面：既不能照搬西方以理性为中心的西化模式，也不能步牟宗三那种以“德性”为中心的转型道路之后尘。出路何在？基于这个背景，源起于冯友兰，经蒙培元，再到黄玉顺的这样一条儒学现代转型的情理进路可以说是为儒学的现代转型打开了一条十分具有创造性的道路。
首先，冯友兰开启了让儒学理性化的大门且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并且尝试借助情感来消除因理性化造成的“真际”与“实际”对立，这实质上已经开启了“人是情感的存在”的思想源头，不过到蒙培元那里才得到了清晰有力的表达而已。冯友兰以“仁爱情感”贯穿“大全”“天地境界”的思路显然给了黄玉顺以莫大的启示。因为黄玉顺最后也以“仁爱情感”消解掉主体性哲学对任何绝对存在者的执着，从而敞开了“生活”与“存在”一体性关系。
其次，如果说在冯友兰那里，“情感”与“理性”的关系还显得较为外在的话，蒙培元则是以“情理合一”这一命题贯通了“情感”与“理性”的内在关系。只是蒙培元的这种处理方式还是在一种主体性哲学的框架下来处理的，而黄玉顺以“思源于爱，思确证爱”的命题有力地回答了“情理”如何合一的问题。
黄玉顺揭示了“存在”“生活”“仁爱情感”的本源性关系，彻底消解了既有哲学体系对主体性的执着。但消解不是目的，消解旧主体是为了“复归生活，重建儒学”[54]，即重建儒家哲学的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如果说“生活儒学”思想体系意味着现代儒学情理学派存在论层面的揭蔽工作已完成的话，黄玉顺近年提出的“变易本体论”和“中国正义论”则旨在重建现代儒学情理学派的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沿着这条情理进路，黄玉顺的同辈学者宋大琦、任文利、余治平，以及黄玉顺的弟子崔发展、崔罡、杨生照、郭萍、李海超、杨虎、刘宏、赵立庆、张小星等都不断地拓展着现代儒学情理学派的论域。
总之，以“情理”对儒家哲学进行现代性阐释在学术界其实已有一定共识。杨国荣就指出：“在中国哲学中，合理性（rationality）……以理与情的交融为其内在特点。”[55]但以“情理”为中心构建了系统哲学体系的毫无疑问当属以“冯—蒙—黄”为传承中心的现代儒家哲学之“情理学派”。
【注释】
[1]原载《学习与实践》2019年第4期。
[2]郑家栋：《“中国哲学”与“哲学在中国”》，《哲学动态》2000年第5期。
[3]劳思光认为，“《新理学》书中确有哲学，但不是中国哲学。……冯书中所有的哲学成分，主要只是新实在论的观点与早期柏拉图的形上学观念。”（见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第一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99页。）此外，牟宗三批评冯友兰没有能够把握传统中国哲学的核心精神，认为“新理学”体系“其言十九与中国传统学术不相应”（见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4]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页。
[5]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十），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718页。
[6]冯友兰：《贞元六书·新理学》，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8页。
[7]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页。
[8]冯友兰：《贞元六书·新原人》，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567页。
[9]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295页。
[10]冯友兰：《贞元六书·新世训》，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498页。
[11]冯友兰：《贞元六书·新世训》，第504页。
[12]冯友兰：《贞元六书·新世训》，第508页。
[13]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245页。
[14]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60～461页。
[15]冯友兰：《南渡集》，东方出版社，2017年版，第94页。
[16]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十三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92页。
[17]蒙培元：《情感与理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
[18]蒙培元：《情感与理性》，第14页。
[19]蒙培元：《情感与理性》，第5页。
[20]蒙培元：《情感与理性》，第24页。
[21]蒙培元：《情感与理性》，第28页。
[22]蒙培元：《情感与理性》，第27页。
[23]蒙培元：《情感与理性》，第136页。
[24]蒙培元：《人·理性·境界——中国哲学研究中的三个问题》，《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www.xing528.com)
[25]蒙培元：《人·理性·境界——中国哲学研究中的三个问题》，《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26]蒙培元：《情感与理性》，第14页。
[27]蒙培元：《情感与理性》，第15页。
[28]黄玉顺：《存在·情感·境界——对蒙培元思想的解读》，《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29]黄玉顺：《存在·情感·境界——对蒙培元思想的解读》，《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30]蒙培元：《情感与理性》，第10页。
[31]蒙培元：《情感与理性》，第147页。
[32]蒙培元：《情感与理性》，第20页。
[33]蒙培元：《情感与理性》，第112页。
[34]黄玉顺：《存在·情感·境界——对蒙培元思想的解读》，《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35]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8页。
[36]王夫之：《尚书引义·太甲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63页。
[37]黄玉顺：《主体性的重建与心灵问题——试论当代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重建》，《山东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38]黄玉顺：《孔子仁学的现代意义何以可能》，《理论学刊》2007年第10期。
[39]黄玉顺：《孔子仁学的现代意义何以可能》，《理论学刊》2007年第10期。
[40]黄玉顺：《中国正义论的形成》，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第371页。
[41]黄玉顺：《从“生活儒学”到“中国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43页。
[42]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第89页。
[43]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第101页。
[44]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第98页。
[45]参见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第100页。
[46]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第100页。
[47]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第115页。
[48]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第117页。
[49]黄玉顺：《养气：良知与正义感的培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4年第6期。
[50]黄玉顺：《中国正义论的形成》，第429页。
[51]黄玉顺：《养气：良知与正义感的培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4年第6期。
[52]黄玉顺：《中国正义论的形成》，第432页。
[53]黄玉顺：《普遍伦理是先验理性的纯粹形式吗？》，《哲学动态》2002年第6期。
[54]黄玉顺：《孔子仁学的现代意义何以可能》，《理论学刊》2007年第10期。
[55]杨国荣：《中国哲学二十讲》，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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