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儒学：探寻根源的研究

程志华

海德格尔通过区分“存在”与“存在者”建构起“存在本体论”，凸显出“追问根源”思维方式的意义。他说：“这种属于此在的对存在的领悟就同样源始地关涉到对诸如‘世界’这样的东西的领会以及对在世界之内可通达的存在者的存在的领会了。”^[2]

上述绍述表明，海德格尔揭示“存在者”背后的“存在”，所借鉴的是“现象学还原法”。概言之，“现象学还原法”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即通过反向思维，透过现象，追问根源。换言之，哲学关注的重点不应是现象，而应是现象背后的根源。实际上，现象学这样一种“追问根源”的理路在哲学史上已有存在；尽管它们所追问的根源并不相同，但是这些内容比现象学的出现要久远得多。例如，中国之道家、佛教等均以反向思维追问根源。

正是在上述思维方式的“滋润”下，一些现代中国哲学家进行了哲学建构，这些哲学建构虽与海德格尔的哲学建构不同，但却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他们所遵循的均是通过反向思维、透过现象“追问根源”的思维方式。当然，这些建构不仅有助于衡断“哲学困难”，而且有助于化解“哲学困难”。大致来讲，这种建构由熊十力开其端，林安梧、黄玉顺随其后，在“追问根源”的基础上建立起相应的哲学体系。

熊十力以“体用不二”立宗，凸显了根源性总体。在他看来，“本体”与“现象”的关系是哲学的根本问题。然而，对于这样一个重要问题，西方哲学和佛教哲学均将本体与现象割裂开来，以至于“蔽于用而不见体”^[3]或“谈体而遗用”^[4]。实际上，真实情况乃“体用不二”。所谓“体用不二”，一个方面，“即体而言用在体”^[5]。即本体非顽空死寂，“体”自然要发而为“用”。另一个方面，“即用而言体在用”^[6]。即“用”非无“体”之“用”，“用”即是“体”之显现。质言之，这两个方面乃体用之“不一”“不异”；而体用“不一”“不异”便是“体用不二”之根本。熊十力说，《新论》全部，可说只是发挥体用不一不异意思。^[7]之所以“体用不二”，在于现象界乃“浑一的全体”。所谓“浑一的全体”，其一，“于全中见分”；其二，“于分中见全”；其三，个体“互为主属”。^[8]因此，熊十力以大海水和众沤来说明“浑一的全体”。他说：“这个全体并不是一合相，不妨说是无穷无尽的部分互相涵摄、互相融贯而成为浑一的全体。譬如大海水，实则只是无量的众沤，互相融摄而成浑全的大海水。我们说功能是浑一的全体，而仍于全中见分，于分中见全，并不道是一合相。此处最关紧要。”^[9]进一步，为了凸显这个根源性总体，熊十力以“乾元”来指称之。他说：

《易》赞乾元曰“元者，善之长也”，此善字义广，乃包含万德万理而为言。……长者，统摄义。万德万理之端皆乾元性海之所统摄（……乾者，动而健之势用，元，犹原也；乾元者，乾之原。……乾元即是本体之名。以乾元之在人而言，则名之曰性；以乾元统含万德万理之端则譬之曰海。海至深广，宝藏富故）。^[10]

沿着熊十力的理路，林安梧以标示根源性总体的“存有”为核心，建构了“存有三态论”。在他看来，所谓“存有”，并非作为所有存在物根据的最高的、超越的普遍性概念，而是天、地、人交与参赞所构成的一个总体根源。或者说，“存有”并非一个“被认识”的概念，而是“活生生”的作为“实存而有”的总体根源。因此，不能用既成的东西去论定“存有”，而须以“无分别”的方式去厘清“存有”。不过，“存有”因为人的存在、人的“参赞”而“开显”。以上述为基础，林安梧展开了“存有三态论”的理论建构：其一，“存有”是“不可说”的，是超乎一切话语系统之上的，是一切存在的根源，此为“存有三态”的第一层状态——“存有的根源”。其二，“存有”不能永远处于“不可说”的状态，它必经由“可道”而“开显”，此即“存有三态”之第二层状态——“存有的开显”。其三，“存有”经由“可道”开启后当落在“名”上说，由“可名”而走向“名以定形”，此即“存有三态”之第三层状态——“存有的执定”。^[11]显而易见，“存有三态论”凸显了作为根源性总体的“存有”。关此，林安梧说：

这里所说的“存有”并不是一夐然绝待、离心自在的东西，而是“天地人我万有一切交融”的状态。就此源出状态而说为“存有的根源”，相当于华夏文化传统所说的“道”。“道”是“人参赞于天地万物而成的一个根源性的总体”，它是具有生发功能的总体之根源。^[12]

此外，黄玉顺提出了“生活儒学”的主张，并借此重新建构“儒家形而上学”。他认为，形而上学的建构应包括由“本源”到“形而上学”再到“形而下学”这样三个“观念层级”。他说：“任何形而上学都是这样的层级构造，分为三个基本的构造层级：形而上学的本源；在这种本源地基上的形而上学构造本身；在这种形而上学基石上的‘形而下学’的构造。”^[13]在黄玉顺看来，这样三个构造层级打破了传统形而上学的二级建构，乃“生活儒学”之“最大”“最根本”的“突破”。他说：“‘生活儒学’最大、最根本的突破，就是打破了两千年来古今中外的哲学的‘形而上学→形而下学’的二级建构，提出了观念的三级建构：生活存在→形而上存在者→形而下存在者。”^[14]而且，他主张形而上学应是“双回向”的，即它不仅包括前述三个“观念层级”，还包括由“形而下学”到“形而上学”再到“本源”这样三个“境界层级”，因为人作为“形而下存在者”，还须有一个从“形而下”回到“形而上”之“境界追求”的问题，而“境界追求”表现为“自发境界”“自为境界”和“自如境界”三个层级。^[15]在黄玉顺，这样一个“双回向”的建构，均以“根源”为基础，而“根源”指“生活”，“生活”就是“存在”。他说：“存在即生活，生活即存在；生活之外，别无存在。”^[16]总之，“生活儒学”非常强调作为根源的“生活”概念，以其作为重建“儒家形而上学”的基石。黄玉顺说：

自从原创时期以后、秦汉以来，儒学已经长久地遗忘了生活本身；这就正如轴心时期以后、雅典哲学以来，西方哲学已经长久地遗忘了存在本身。今日儒者的使命就在于：回归生活，重建儒学。这就是生活儒学的使命。^[17]

世界是一个根源性总体，人在这个总体当中可以“参赞天地之化育”。在“参赞”过程中，人基于理性而建构起哲学这门学问。然而，由于人类理性是有限的，故哲学学问必是相对的，其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时不时地遇到“哲学困难”。历史地看，自进入20世纪后，由于现代性所暴露出的弊端，形而上学便开始遭遇困难，以至于出现了“拒斥形而上学”运动。在这种情形之下，海德格尔虽然也批判传统形而上学，但他主张区分“存在”与“存在者”，并由“存在者”提升至“存在”，从而重建形而上学。很显然，海德格尔的建构为一种“追问根源”的理路。然而，历史地看，这种理路在中国哲学已有悠久传统，而且现代中国哲学家也有不俗的理论建构。质言之，无论是海德格尔，还是熊十力等中国哲学家，他们的哲学建构之所以成功，重要原因在于通过反向思维、透过现象“追问根源”的理路。总而言之，面对现代性问题所引发的“哲学困难”，“追问根源”是完善哲学的有效途径。其实，不仅是面对现代性问题，面对任何“哲学困难”时，“追问根源”均是完善哲学的有效途径。因此，“追问根源”应该成为哲学的思维方式，应该成为哲学的经常课题。关此，海德格尔说：

重温一个开端并不是扭转回到以前的、对现在而言已是熟知的，仅仅需要模仿一下就行的东西上去，而是要更原始地重新开始这个开端。^[18]

【注释】

[1]节选自程志华：《“追问根源”与“哲学困难”》，《社会科学研究》2018年第3期。

[2]［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7页。

[3]萧萐父主编：《熊十力全集》第六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38页。(www.xing528.com)

[4]萧萐父主编：《熊十力全集》第三卷，第187页。

[5]萧萐父主编：《熊十力全集》第三卷，第239页。

[6]萧萐父主编：《熊十力全集》第三卷，第240页。

[7]参见萧萐父主编：《熊十力全集》第八卷，第201页。

[8]参见萧萐父主编：《熊十力全集》第七卷，第7页。

[9]萧萐父主编：《熊十力全集》第三卷，第249～250页。

[10]萧萐父主编：《熊十力全集》第六卷，第567页。

[11]参见林安梧：《“存有三态论”与“存有的治疗”之构建——道家思维的一个新向度》，台湾：《鹅湖月刊》第26卷第6期。

[12]林安梧：《科技、人文与“存有三态”论纲》，《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第16页。

[13]黄玉顺：《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黄玉顺“生活儒学”自选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页。

[14]黄玉顺、赵立庆：《生活儒学与“古今中西”问题——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生导师黄玉顺先生访谈》，《社会科学家》2017年第1期，第4～5页。

[15]参见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增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71页。

[16]参见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增补本），增补本序，第4页。

[17]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增补本），叙说，第3页。

[18][德]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第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