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生活儒学》研究成果

黄先生一直强调，“儒学”不是“为人之学”，即“为别人而研究别人”（它包括两层意义：一是为了得到别人的某种认可或体制的好处而进行的研究；二是研究那种无关乎当下生活的东西，比如关于哲学史、思想史的那种对象化、知识化的“客观”研究），而是“为己之学”，即应当“研究自己的问题——关乎当下生活的问题”^[10]。因此，他的“生活儒学”思想研究也并非是出于某种“思古之幽情”而进行的对历史上的某种儒学理论的对象化、知识化的“客观”研究，而是直接面向我们当下的生活，为解决我们当下生活中最切要的问题而进行的一种儒学重建研究。

这里所谓“当下生活中最切要的问题”，便是“中国的现代化”，或曰“走向（以个体精神为核心的）现代性”，因为“这是谁也无法抗拒的世界潮流、历史大趋势、人类文明的走向”^[11]。这既是黄先生“生活儒学”所要致力解决的问题，也是近代以来无数有着现实关怀的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对此，黄先生认为：“现代性乃是民族性的事情。……民族性乃是现代性的一个涵项，一个基本涵项，一个本质的涵项。离开了民族性，你就无法理解现代性。”^[12]这是说，尽管就现代性社会的基本精神和核心价值来说，它是唯一的，但是走向现代性的过程却是各个民族或国家自己的事情，是各个民族或国家立足于自己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从而开创属于自己本民族的现代化之路的历史过程，就此现代化过程的民族性来看，它乃是多样的。因此，就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来说，虽然早已有西方世界作为先例和典范走在前面，并且西方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也的确构成了中国现代化之思的必要参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因此就完全效仿和照搬西方道路和模式；^[13]相反，我们应当立足于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化这一民族精神根基，走属于我们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14]黄先生将此称为“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15]。(www.xing528.com)

因此，他的“生活儒学”就是“关于现代性的生活方式的一种儒家思想建构”^[16]，亦即是从传统儒学（尤其是孔孟等原创时期的儒学）思想中发掘具有现代性精神的观念并对之展开一种当代的阐释，以重新构建一种新的现代性的儒学理论，从而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某种可能的参考。而儒学乃至中国文化的复兴，也只有在其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换中才是可能的。那么黄先生是如何展开其儒学的诠释和重建工作的呢？这就与其“生活儒学”的核心观念——“生活-存在”的观念有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