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教授清醒地意识到，现代意义的“中国”与古代意义的“中国”不同，这种观念的转变“乃渊源于我们的这样一种当下的生活显现样式，被把握为当今中国人的现代性的生活方式。因此，当代中国的政治哲学的根据，只能是作为一种当代观念建构的形而上学与形而下学；而其本源，则只能是当代的生活显现样式”[28]。这就决定了当今中国走向现代性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趋势。今天的“中国”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nation），“它的崛起——和平崛起，这两个方面是缺一不可的：一个是现代性的诉求，一个是民族性的表达”[29]。
因此，黄教授将自己的思考方向确立为“超越前现代主义（亦即超越原教旨主义）；超越现代主义；还要超越后现代主义”[30]。
对于前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反现代性倾向，黄教授都进行了明确的批判：“‘前现代主义’，……表现为一部分儒家学者、儒家人士的一种原教旨主义倾向。这么一种倾向，可能是很危险的”[31]，“它不可能实现”[32]。而后现代主义同样很危险，他指出，对于当今的儒学重建来说，“后现代主义的做法尤其地不可取”[33]，因为，在学理上，一切形下学的建构（包括科学与伦理）都回避不了本体论的承诺；拒斥所有的形上学，意味着一切知识与伦理失去根基，显然不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
黄教授更进一步认为，在“走向现代性”的过程中，所谓的现代主义也是亟待超越的：现代新儒家一厢情愿地希望现代的个体精神及自由、民主“能从我们的文化传统中自然生长出来、逻辑地推演出来，而西化派则寄希望于将个体精神简单地从西方文化中移植过来。所以，在我看来，我们今天必须超越这种两派对峙、二元对立的格局”[34]。(www.xing528.com)
“生活儒学”强调以当下现代性的生活为大本大源，重建形上学和形下学。那么何为现代性的根本呢？黄教授认为：“可以一言以蔽之：现代性的根本是‘第一实体’（Primary Substance）观念，亦即个体精神（Individual Spirits）。”[35]这也是中国现代化的首要观念和核心所在，“中国的现代化，首先是观念的现代化；而观念的现代化，核心在于重建第一实体”[36]；这当然“并非回到那种神学的个体精神，而是建立人文的个体精神”[37]。黄教授在多篇文章中论及个体性问题：一方面，通过历时性的梳理中国传统的个体精神的产生与失落，为在现代确立个体的主体性地位找到最宝贵的思想资源，而且认为自阳明心学将个体“良知”作为最高本体，已经显露出现代性观念的端倪，而此后从明清启蒙思潮到现代新儒学中儒家的现代性个体观念越发明显；另一方面，通过与现代西方原子化、单子化、孤立存在的个体观念的比较，彰显儒家所持有的与草木“共在”的个体观念；而且与西方以理性或意志等确证个体的主体价值不同，儒家是以个体性的良知来确证自身的主体性，此个体良知不同于传统心学派或现代新儒家所讲的作为先验预设的“良知”，而是源发于本源的生活情境中，以本真的“仁爱”生活情感来确立个体作为主体性的存在。
黄教授以现代个体精神为现代性之根本，并强调现代个体的主体地位，由此建构起现代的主体性，这实质上已经揭开了“生活儒学”重建形而上学的帷幕，因为哲学就是形而上学，而“什么是哲学研究的事情呢？……这个事情就是意识的主体性”[38]，所以，重建形而上学的实质就是重建主体性。黄教授本人对海德格尔的这一观点是很认同的，而且明确地说：“‘生活儒学’是致力于重建儒家形而上学的”[39]。
但是生活儒学并没有就此展开对形而上学的正面建构和阐释，致使其理论体系中本体论的部分一直是缺失的。对此，黄教授解释道：“儒学不仅仅是一个生活本源的问题，还有形而上学、形而下学的问题。……一则因为时间的关系；再则，我目前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还不是很缜密、周全。当然，我已经有了一个通盘的考虑，但目前我的主要注意力还是放在本源的层级上的。”[40]这一解释难免有些牵强，既然黄教授认为“从学理上来看，形而上学不仅是科学建构的基础，也是伦理建构的基础”[41]，那么生活儒学在本体论层面上的展开就是极其必要和紧迫的，因为生活儒学在形而下学层面的建构业已展开，其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就是其关于制度正义的思考——“中国正义论”，而只有兑现生活儒学的本体论承诺，才能使中国正义论的理论根基更加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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