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儒学对海德格尔哲学终结论的批判：研究成果

虽然黄教授自身也拒斥形而上学，但他强调：“我所拒绝的是‘传统’的形而上学，而不是一切形而上学。其实，我的主张是‘重建形而上学’。这是跟后现代主义根本不同的地方。”^[23]因此，对于海氏的哲学终结论，黄教授批判其是陷入矛盾而不自知：海氏一方面揭示出“基础存在论→传统存在论→科学”这样的奠基关系，但另一方面却又悲观地认为“哲学进入其终极阶段了”，未来哲学最终的可能性就是“消解于被技术化了的诸科学”之中。^[24]

与海氏的观点不同，黄教授认为，“形而上学乃是不可逃逸的”；“假如我们自行放弃了形而上学的企图，那么科学仍会不予理会地自行发展，但却会是一匹脱缰的野马；伦理生活仍会进行，但却会是一种动物的‘伦理’”^[25]；因此，“我们今天的任务不是彻底拒绝形而上学，而是重建儒家形而上学，并且在这个基础上重建形而下学”^[26]。与传统形而上学的建构不同，黄教授认为，“我们今天需要一种新的思想视域，去超越那种传统的形上学、形下学。我们必须回到儒家的一种真正的、比形上学和形下学更原初的思想视域，回到那样一种作为真正的大本大源的观念之中，然后再来重新建构形上学、形下学”^[27]。(www.xing528.com)

由生活儒学对海氏思想的批判可以看出，生活儒学并非吴教授所认为的受海德格尔影响而“否定主体哲学、启蒙理性”，“告别启蒙”的后现代理论；相反，生活儒学是通过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解构，复归到当下现代性的生活方式中，建构适应现代社会的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以此引导中国更好地“走向现代性”，这恰恰彰显了生活儒学的现代启蒙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