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教授指出，海德格尔前期的“此在-生存”进路是认为：存在只有通过此在（Dasein）的生存领会才可能绽出，这恰恰暴露出“生存”并不是“存在”本身，而只是“此在的存在”，即一种存在者的存在。“假如说生存乃是此在的事情，那就意味着，我们走向存在，必须有一个先行的观念，有一个先行的东西：此在。”[9]然而“此在是一种存在者”[10]，即便是特殊的在者，也是存在者，而非存在本身，于是“存在者便成为了存在的先行观念。这跟他的存在论观念自相矛盾，而重新落入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窠臼中”[11]。
至于海德格尔后期的进路，即试图通过诗性的言说“更其源始地去构成《存在与时间》的课题”[12]，黄教授认为不必理会，其理由是：如果不通过对“此在特加阐释”就可以“突入存在概念”，即撇开此在的生存而直接诉诸存在本身，就意味着存在本身是可以与生存无关的事情；然而“生活儒学根本就不承认那种在‘生存’之外的所谓‘存在本身’”[13]。“生活就是存在；生活之外，我们不能设想还有什么‘存在本身’。生活之外的存在本身，完全不可思议！”[14]
因此，“生活儒学只讲生活”[15]。黄教授刻意回避使用“生存”这个词，旨在强调“生活儒学的‘生活’观念绝非海德格尔的‘生存’概念”[16]；“生活即是存在，生活之外别无所谓存在”[17]。相较于海德格尔的“此在-生存”，生活儒学的“生活-存在”观念有三点根本不同：
第一，“生活”是无任何前设的观念。“生活本源之为本源，就是这样的真正彻底的‘无前设性’（Voraussetzungslosigkeit）：既没有先验的‘纯粹意识领域’的前设，也没有生活之外的‘存在本身’的前设。”[18]黄教授反复阐明，他所说的“生活”不是任何现成在手的东西，而是非现成化的衍流；“生活本身不是任何人的生活”[19]，是“人与草木共同生活着”[20]，即是没有任何存在者领域划分的、前存在者的存在，也就是比任何主体性存在者（人）、特殊存在者（此在）更先行的存在。(www.xing528.com)
第二，作为主体的“人”是由“生活”给出的。“生活首先并不是人的生活，人倒首先是生活着的人。这意思就是说，人之所以为人，首先是因为他生活着。有怎样的生活，就有怎样的人。”[21]海氏的“此在”先行的观点蕴含着“有怎样的人就有怎样的生活”的逻辑，因而导致了其理论的矛盾性和不彻底性；生活儒学对这一逻辑的翻转，无疑是对海德格尔理论缺陷的克服。
第三，“生活”首先显现为“爱”的生活情感。黄教授特别强调这一点，认为这是儒家的基本观念，也是与海德格尔的消极悲观的“现身情态”（情绪）根本不同之处。“儒家形上学的奠基不同于康德的理性，是以情感来奠基；也不同于海德格尔的‘烦’的情绪，而是以爱的情感来奠基。”[22]表明生活儒学是以儒家的本源性仁爱情感为大本大源的；而海德格尔的思想则如吴教授所说，“始终是以孤立主体面对世界的视野来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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