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对虚无主义的探讨-『生活儒学』研究

笔者首先要提出的质疑是，海德格尔“热”果真“导致（中国学术）……远离了启蒙现代性的思想方向”，“导致了一种强大的理性虚无主义思潮”吗？

在笔者看来，吴教授始终有一种难以割舍的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情结，这使他没有意识到海德格尔思想的真正价值。吴教授认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存在论”（ontology）“从根本上抛弃以工具活动的主客体关系为根据，而从本体论的角度来论证人的权利、价值和尊严”，推进深化了中国的现代化；而90年代以后被广泛认同的海德格尔思想，则是一种背离启蒙现代性的存在论。“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我认为它恰当的领域是美学冥思的本体论解释”；“把满足心灵渴求的原始诗性上升为本真性，上升为存在的尺度本身，并以此为根据去要求存在总体，摧毁理性和生活世界诸领域的现代性分化。不管这种思想的表述多么曲折、幽深，它都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审美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这表明吴教授未能把握住海德格尔思想的根本意义。

海德格尔最大的贡献是其“存在论区分”，即首次明确地区分了“存在”（Sein）与“存在者”（Seiendes/Das Seiende），由此开启了本源性的思想视域，为解构和重建形而下学乃至形而上学提供了可能。他指出，不仅科学，而且哲学形而上学都只是在思考“存在者”，而遗忘了“存在”本身。他批判了传统存在论的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思考存在者整体——世界、人类、上帝”^[4]；“（虽然）与实证科学的存在者层次上的发问相比，存在论上的发问要更加源始。但存在论在研究存在者的存在时，任存在的一般意义不经讨论，那么存在论发问本身就还是幼稚而浑噩的”^[5]。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思考：作为本体的绝对存在者是何以可能的？这就需要回到存在本身，“重提存在的意义问题”，从而开启新的思想视域。而吴教授所认同的存在论，其实就是海德格尔所批判的那种遗忘了“存在”的传统存在论。

海德格尔突出强调了存在问题的优先性，并进行了实质性的开创工作：以思考存在本身的基础存在论为传统存在论奠基。他指出，“任何存在论，如果它不曾首先充分澄清存在的意义并把澄清存在的意义理解为自己的基本任务，那么，无论它具有多么丰富多么紧凑的范畴体系，归根到底它仍然是盲目的，并背离了它最本己的意图”；“存在问题的目标不仅在于保障一种使科学成为可能的先天条件，而且也在于保障那使先于任何研究存在者的科学且奠定这种科学的基础的存在论本身成为可能的条件”。^[6]如此一来，正如黄教授所指出，海德格尔实际上将人类的观念区分为三个基本的层级，并揭示出其间的奠基关系：基础存在论（生存论）→传统存在论（形而上学）→科学与伦理学。^[7](www.xing528.com)

海德格尔的生存论是20世纪整个思想界基于对现代社会问题的反思而转向生活世界的一种理论表达。“许多哲学家或哲学流派都不约而同地从不同视角将注意力聚集到生活世界上，提出了关于生活世界的构想和批判理论。我们可以从胡塞尔的现象学、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等重要哲学流派的观点中，看到20世纪哲学向生活世界回归的这一重要转向。”^[8]这就意味着对传统哲学、传统形而上学、传统存在论的解构，因为两千多年来形上学化的哲学早已成为无本无源的抽象概念游戏，而生活本身或存在本身则被当作“非哲学的”和“非真理的”东西而排斥在哲学的视野之外。面对吴教授所说的“中国极其严重的制度缺失、社会分化扭曲和生活世界混乱无度的危机”，学术界之所以无法提供实质有效的理论参考，观念上的最根本原因正是其局限于形而上化的思维，脱离当下生活。但事实上，任何思想观念无不源于生活，生活本身是超越一切对立与分化的最本源的事情，因此，只有解构传统存在论，回归生活，才有可能重建存在论，从而有效地回应现实社会的问题。

由此可见，解构是为了积极的建构，而不是吴教授所说的虚无主义。海德格尔所开启的新的思想视域，不仅使思想界回归生活，也启发了当代中国的理论创新。黄教授的“生活儒学”就是与海德格尔思想有着密切关联的一个理论典型：海氏的“基础存在论”启发黄教授提出了“生活-存在”的本源性思想视域；同时，黄教授将海氏所揭示的奠基关系加以改造，表达为生活儒学的话语——“生活本源形而上学形而下学”，以此作为人类全部观念的基本层级的展开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