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儒学：制度正义的思考与吴兴明、黄玉顺教授商榷

郭萍

偶然读到吴兴明教授的论文《海德格尔将我们引向何方——海德格尔“热”与国内美学》^[2]，文章“对中国当代语境中由海德格尔‘热’所导致的思想走向提出质疑”，认为海德格尔热“导致（中国学术）……远离了启蒙现代性的思想方向”；“面对中国极其严重的制度缺失、社会分化扭曲和生活世界混乱无度的危机，海德格尔‘热’导致了一种强大的理性虚无主义思潮：不仅将一切规范作为主客关系的‘座架’产物而加以排除，而且将所有可能形成规范的思维乃至思想领域的分化本身视为‘对象性之思’和‘形而上学’”。该文特别谈道，“对海德格尔现代性批判的阐释几乎为当前国内所有带有后现代倾向的思潮提供了支持：其原始哲学及其对理性的形而上学批判为传统儒学的复兴提供了支持……”；并注明：“参见黄玉顺《爱与思》，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3]，即把黄教授“生活儒学”列为源于海德格尔后现代主义、反对启蒙现代性、拒绝积极制度建构的虚无主义思潮。

我对吴教授这种深切的现实关怀表示敬意，并同意他这样的判断：黄教授“生活儒学”的代表作《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是致力于“儒学的复兴”的。但我也不得不指出，吴教授至少在以下三点上误解了“生活儒学”思想：第一，“生活儒学”虽然与海德格尔之间确有密切关系，但对海氏却是在根本上持批判态度的，反复多次指出海氏思想的自相矛盾性和不彻底性；第二，“生活儒学”并非站在后现代立场上反对“启蒙现代性”，恰恰相反，其在形下层级上的思想立场正是主张中国人“走向现代性”；第三，面对“中国极其严重的制度缺失”、社会“规范”问题，作为“生活儒学”形下学层级的一种展开，黄教授的“中国正义论”建构正是要解决“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的问题。(www.xing528.com)

吴教授之所以有上述误解，可能是因为他没有仔细读过黄教授的著述，故未能理解“生活儒学”的思想视域及其观念层级的展开方式。为此，本文对黄教授“生活儒学”思想加以述评、并有所商榷，以此与吴教授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