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生活儒学』方法以及发展

在黄玉顺，“重建”“儒家形而上学”的理论成果名为“生活儒学”，而“生活儒学”的思想视域是“现代性”。在此，所谓“视域”，“是指的某种思想观念的平台”^[17]。为了强调“现代性”，他特意凸显了“当代性”的概念。他说：“生活儒学的思想视域不是‘现代性’，当然更不是‘前现代性’，甚至也不是‘后现代性’，而是‘当代性’，或者叫做‘当下性’。所以，我把自己的思想方法叫做‘当代主义’。”^[18]说到“现代性”，许多人尤其是一些儒者常引证“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不过，在黄玉顺看来，不能以“后现代主义”为证否定“现代性”。其理由有三：第一，“后现代主义”站在“后现代”的立场反思“现代性”，而这些儒者却站在“前现代”的立场反对“现代性”；站在“前现代”的立场反对“现代性”，其结论必然不具有说服力。第二，“后现代主义”其实并未超越“现代性”，因为他们反思、批判“现代性”的目的是推进“现代性”的“兑现”。第三，走向“现代性”是任何民族都无法抗拒的世界潮流、历史趋势和文明走向。^[19]总之，“现代性”的问题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现代性”本身并没有“致命”问题，而否定“现代性”则可能带来“致命”问题。黄玉顺说：

一个简明的逻辑就是：你如果坚持将儒学与前现代的宗法制度、家族制度甚至专制制度之类的东西捆绑在一起，那就无异于宣告儒学必定灭亡。^[20]

进而，黄玉顺认为，“生活儒学”不是“基于”“现代性”的，而是“阐明”“现代性”的。或者说，“生活儒学”不仅“解释”“现代性”，而且“建构”“现代性”。他说：“生活儒学意在阐明这个问题：现代性是何以可能的？而现今的许多儒学，却是基于现代性、现代主义的，甚至是基于前现代性、前现代主义的。”^[21]在他看来，20世纪“现代新儒学”的思想视域亦是“现代性”，然而，尽管“现代新儒学”比“虚假繁荣”的“儒学复兴”要深刻得多，但它未能阐明“现代性何以可能”这个问题。因此，应该就此问题进行反思和重新建构。他说：“现代新儒家的思维方式也不足以阐明‘现代性何以可能’这样的问题，更不用说目前的一些反现代性的儒学了。”^[22]黄玉顺认为，中国社会正处于第二次“大转型”之中，即由“前现代”的生活方式转向“现代性”的生活方式。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型”是春秋战国时期从“王权社会”转向“皇权社会”，而这一次社会“大转型”则是近代以来从“皇权社会”转向“民权社会”，基本方向是要建构一个基于民权的现代性的民族国家。^[23]在黄玉顺看来，面对这次“大转型”，“儒学复兴”的主要任务不是传承，而是创新；通过创新，不仅实现“救国”，而且实现“自救”。他说：

这就需要中国式的“启蒙运动”。为此，儒家必须自觉地自我变革，然后积极投身于启蒙。对于儒家来说，这种自我启蒙既是“救国”，也是“自救”。^[24]

在黄玉顺，所谓“生活儒学”，指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他说：“‘生活儒学’就是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所谓‘面向生活’，就是我们的一切的一切，无不源于生活、归于生活。”^[25]具体来讲，“生活儒学”的建构基于两方面的“语境”：一方面是“观念语境”。即“生活儒学”必须要正视当代哲学，否则难以实现自我变革，实现儒学的当代复兴，而当代哲学主要指“后现代主义”和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另一方面是“现实语境”。即“生活儒学”必须要基于中华民族的“当下生活”样式。他说：“在我看来，我们的出发点始终是我们当下的现实生活。用儒家的话语讲，唯有生活，才是我们的‘大本大源’‘源头活水’。”^[26]在黄玉顺看来，面向生活、以生活为本源的儒学，“是孔子当初创建儒学的夫子之道，也是我们今日重建儒学的必由之路”^[27]。概言之，“生活儒学”的基本理路是，以“生活”为基底，上承原始儒家学说，援引西方现代哲学，以重构“儒家形而上学”。因此，“生活儒学”可谓“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他说：(www.xing528.com)

生活儒学就是“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生活儒学是一种“现代性思想建构”，或者更准确地说，生活儒学是关于现代性的生活方式的一种儒家思想建构。^[28]

在此，必须要指出的是，“生活儒学”是以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区分”为方法论的。黄玉顺说：“至于方法论……‘生活儒学’……最主要的是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此在现象学。最重要的是两个观念：一是‘存在论区分’（der ontologische Unterschied）；二是‘存在’（sein）与‘生存’（Existenz）的关系。”^[29]所谓“存在论区分”，一个方面，指“存在”与“存在者”被严格区分；另一个方面，指所有“存在者”都由“存在”给出，“存在”不断地生成新的“存在者”。然而，以往的哲学多只用一个“形而上存在者”说明所有“形而下存在者”之可能，从而形成一种“形而上-形而下”的观念架构。很明显，这种观念架构“遗忘”了作为本源的“存在”。对此，海德格尔提出，“此在”即“人”可与“存在”发生“交涉”，故可避免“存在”的“被遗忘”。他说：“对存在的领悟本身就是此在的存在规定。此在作为存在者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存在论地存在。”^[30]对于海德格尔的理论，一个方面，黄玉顺赞同海德格尔“存在论”之“生存论→存在论→科学”的观念层级。他说：“海德格尔实际上提出了人类观念的这样一种层级：存在观念（生存领会）→形而上存在者观念（哲学）→形而上存在者观念（科学）。”^[31]另一个方面，黄玉顺不赞同海德格尔通过“此在”避免“存在”“被遗忘”的理路，因为“此在”作为“存在者”成了“存在”的先决条件，这与“存在”先行于“存在者”相矛盾。他说：“海德格尔陷入了一种自相矛盾而不自知，在他看来：一方面，存在不是存在者，并且为一切存在者奠基；但另一方面，唯有通过‘此在’（Dasein）的生存才能通达存在，然而‘此在’却是一种存在者。”^[32]因此，在进行“儒家形而上学”建构时，黄玉顺主张，要借鉴海德格尔思想的成败，既须超越传统“形而上-形而下”的观念架构，又须回到孔孟原典儒学固有而“被遮蔽”的“存在”。他说：

两千多年来的形而上学观念，本身是有层级的，有“形而上”与“形而下”这么一个区分，不管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是如此，而且，这样的区分今后还会继续下去。到了20世纪呢，仅仅有形而上、形而下这么一种区分就是不够的了，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就是遗忘了存在本身。因此，到了20世纪，应该深入到一个更深的观念层次上，那就是关于存在本身的观念。^[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