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性重建首先是形上主体性的重建，只有“首先确立本体意义上的绝对的主体性；然后你才能导向一种相对的主体性，导向一种‘主—客’架构”[22]。此所谓“先立乎其大者”（《孟子·告子上》）[23]。
事实上，以往形而上学所建构的绝对主体性也意味着某种形上自由。例如，代表着现代儒学理论高峰的牟宗三所构建的“道德的形而上学”就是一个典型。他提出的“良知”本体就是“自由的无限心”[24]，以良知之“知”的显现确证着绝对实体的自性，即绝对主体性，所谓“即存有即活动”[25]，而“良知”活动显现本身也就是绝对自由的体现。只是其“良知”是通过“返本”，也即直接承袭的宋明儒学而建立的本体概念，因此，其实质是前现代家族伦理观念的一个“副本”。这意味着他的形上自由观念也是老旧的，因此即使他积极倡导现代政治自由也无法提供相应的本体依据。因此，重建形上主体性不能承袭现成的传统儒学理论，而首先要复归本源生活，“变易本体论”就是这样的一种理论示范。
众所周知，“易”有三义：变易、不易、简易。“变易本体论”特以“变易”命名旨在有意区别于以往各种疏离生活本源的、僵化的绝对主体性，同时以“变易”融摄“不易”和“简易”两义。这是因为，在“生活儒学”的视域下，“这三义其实都是讲的变易：‘简易’是说‘变易’乃是极为简单的道理；‘不易’是说‘变易’乃是永恒不变的道理。”[26]可见，本体之“变易”就是指绝对主体性是随着本源生活的衍流，不断地自我更新、自我超越，所谓“性者生理也，日生则日成也”[27]。其变易性并未消解本体观念所彰显的绝对至上的主体地位，而是在与生活本身不断地更新与超越中维系着自身作为绝对主体的活力，也就是以“变易”保持“不易”，此可谓“与时立极”。[28](www.xing528.com)
这提醒我们意识到“良知”作为本体并非仅有不易性，而是变易、不易、简易的统一体。也就是说，儒家“良知”作为绝对主体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僵化概念，而总是随着生活的衍流，不断自我更新的观念，唯其如此它才能保持着自身的绝对至上地位。据此可以推知，由现代生活方式所孕育的“良知”本体理应确证现代社会的主体，而非前现代社会的宗族或家族主体，同时“良知”本体的存在状态作为一种绝对意义上的主体自由（可谓“良知自由”），也理应体现着现代性的主体自由。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积极地继承儒家的“良知”本体，重建儒家形上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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