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新儒学各流派研究对象-生活儒学

黄宗羲曾言：“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天下之义理无穷，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约之，使其在我？故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学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其书，亦犹张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领也。……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着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2]作为一种经世济用的学问，非闭门造车，其效果与其影响力成正比，以一二字点出自己的学问宗旨，先立旗号在此，以号召后学、引领风气，亦是新儒学善选。

2003年以来，大陆新儒家先是有蒋庆之“政治儒学”、黄玉顺之“生活儒学”，后自贴标签的做法日渐时兴，诸如干春松的“制度儒学”、陈明的“文化儒学”、秋风的“宪政儒学”等。时至今日，竟成时尚，出现了陈来的“价值儒学”、吴光的“民主儒学”、颜炳罡的“民间儒学”等许多标签；甚至影响了美国的儒家，例如安靖如的“进步儒学”。这不仅表明大家都有了“自立门户”的自觉意识，也标志着儒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新轴心期”。所谓“新轴心期”，一方面是指儒学自身的创新；另一方面也是指儒学回到了舞台的中央，那些困扰了人类千年的问题将重新以儒家话语的方式述说，起码是参与述说，而不是只能用西方话语讨论。“标签”意味着儒门学理开始分化，不是简单崇古，“以水济水”，也意味着儒学流派开始形成。但是不能贴上标签就算流派，流派也要有自己的“家族特征”，同时标签也应该名副其实，反映出学派的特征。

目前儒学各家之中，尚无以地名自标者，但以对象域自标突出。蒋庆的“政治儒学”迄今为止是大陆新儒学影响最大的也最接近于一个学派，它有自己的一套世界观、方法论，也有与其方法相契合的观点，然而其名称似有可商榷。蒋庆政治儒学之说，初意在与港台新儒家的“心性儒学”相区别，在蒋庆看来，如果以心性儒学为儒学正统，就会忽视现实政治，“使中国的儒学传统仅仅局限在心性一隅，不能向社会与政治开放；同时也自己缩小了儒学的范围，抛弃了儒学中非常有价值的传统资源，使儒学在政治制度上缺乏改旧创新的活力，不能随时创立起新制度来解决新问题”^[3]。然而政治学一词在现代学术中自有其约定俗称之范围，蒋庆之政治儒学其实也只是公羊派的儒家政治哲学，宋明理学、心学一样可以有自己视角的政治哲学，甚至魏晋玄学也把“名教”与“自然”作为自己的主要关注对象之一，蒋庆之排除法不是扩大了儒学的范围，而恰恰是缩小了儒家政治哲学的范围，抛弃了儒学中理学、心学等非常有价值的传统资源，使儒学在政治制度上缺乏改旧创新的能力。以笔者之见，蒋庆儒学叫“公羊派儒家政治哲学”更为合适，更能反映其方法、观点，同时不妨碍其他流派儒家政治哲学的产生和命名。康晓光、盛洪、秋风几人的学术在方法和观点上与蒋庆都有家族的相似性。几人的提法是“儒家宪政主义”，这正是一种具体的政治哲学。几人在理论基础层面都接受了蒋庆的通三统，都以史为经，这方面秋风表现得更加明显，其近年学术几乎就是一种扩大了的经学，虽然其得出自己观点的材料范围要远大于传统经学，但是以历史经验、圣人之言为根本的方法是一脉同根的，他们可同归于“新汉学”或者“经学政治儒学”“公羊派儒家政治哲学”。相同的世界观、方法论导致结论的相似性，即都主张一种不脱离威权主义的有限宪政，这也反映了公羊派的思维方式对他们的约束，即在历史条件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很难跳出既往的历史经验，也很难从圣人那里得到适用于今天的具体启示。

以对象域命名的不止“政治儒学”，还有干春松的“制度儒学”^[4]。“制度儒学”的提法不仅像以对象域命名，还与以前的学科式研究难以分开，要想取得类似“经学政治儒学”的学派地位尚待时日。(www.xing528.com)

相较于“经学政治儒学”或“公羊派政治儒学”在治学方法、政治观点上明晰的相似性、亲缘性，黄玉顺所标示的“生活儒学”更近于世界观和方法论角度的表述，而缺乏具体的应用条陈，这与它本身的特点是分不开的。“生活儒学”在某些程度上是儒家系统的现象学运动，现象学本身就很难勾画出一个谱系、一个主义，它只是一种视域的转变，这种转变决定了它要抛弃本质主义、形而上学的思维传统，抛弃种种成见，面对“事实本身”重新审视人类生活。与现象学、后现代对西方传统的解构一样，“生活儒学”本身也包含着一种对儒学解构的危险。它要求对儒家既有义理也必须抛弃，回到源初的“仁爱情感”重建形而上、形而下。这种方式决定了它主要是一种清扫和启迪，很难有具体的政治规划、人生设计供人追随。建构贯通到器物层面的生活儒学体系可能比发起一波“生活儒学运动”更难，这也是黄玉顺提出“生活儒学”甚早而学派迟迟难以形成的原因。“生活儒学”同禅宗一样，本身就包含着对体系性、统一性、权威性的否定，接受它的思维立场，意味着自由和解放，包括从其理论自身中的解放，意味着“无”。读者从中获得自由之后，重建的东西可能是千差万别的。

以现象学与儒学沟通的学者甚多，很多原是主流学科体系内的西方哲学研究者，始不以儒者自居，学界也不以儒者视之，但是现在他们很多人已经明确表示皈依儒家价值立场，如张祥龙，那么现在大家也应以儒者视之。儒家系统内的现象学运动是可欲的，未必能制造出一个统一的儒家政治、心性学派，但是它对新流派产生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不经过现象学、后现代的洗礼，所谓“新儒学”很难有真正面对今日世界、构建普世理论的能力，恐怕只是旧儒学翻新。同样，“文化儒学”“价值儒学”的提法也是更多地表示了一种视域和角度的转换，它们可能对儒学的更新产生很大影响，但自身并不直接表达一个新的体系，因此学派特征不易显出，但是一旦真的成为风潮，它们的学理容纳力将远大于执着于一个方面、一种义理的学派。而“民间儒学”更多的是在主张一种异于“政治儒学”的民间儒家复兴路线，是一种关于如何发扬光大儒学的建议，逻辑上民间儒学可以成为一个巨大潮流，但其本身并不建构学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