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韩非子强调“规矩”和“法度”的公正性、独立性和不可逾越性。
巧匠目意中绳，然必先以规矩为度；上智捷举中事，必以先王之法为比。故绳直而枉木斫，准夷而高科削，权衡悬而重益轻，斗石设而多益少。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17]
韩非子所说的“法”，包括现代语境下制度和法律在内。而对于“规矩”，韩非子把它上升到“理”的层面，并结合老子的思想，提出“规矩在先”。
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论之？有形，则有短长；有短长，则有小大；有小大，则有方圆；有方圆，则有坚脆；有坚脆，则有轻重；有轻重，则有白黑。短长、大小、方圆、坚脆、轻重、白黑之谓理。理定而物易割也。故议于大庭而后言则立，权议之士知之矣。故欲成方圆而随其规矩，则万事之功形矣。而万物莫不有规矩。议言之士，计会规矩也。圣人尽随于万物之规矩，故曰：“不敢为天下先。”不敢为天下先，则事无不事，功无不功，则议必盖世，欲无处大官，其可得乎？处大官之谓为成事长，是以故曰：“不敢为天下先，故能为成事长。”[18]
《淮南子》则以为权衡规矩的特性是独立、稳定和持久的，超越于地域、民族、时间、政权、人生境遇。
今夫权衡规矩，一定而不易，不为秦、楚变节，不为胡、越改容，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刑之，万世传之，而以无为为之，故国有亡主，而世无废道；人有困穷，而理无不通。由此观之，无为者，道之宗。[19]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古代思想中，“规矩”并非人们随意制定的，而是以“天”，或“道”为最终的依据。
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言语不可尽计，上说诸侯，下说列士，其于仁义则大相远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www.xing528.com)
墨子强调“明法”，正是说明“法”需要以正当而明确的价值理念作为基础。墨子还提出以“义与不义”作为衡量行为及法度正当性的尺度，个人的偷盗行为就是“不仁义”的行为，而更重要的是分辨清楚战争行为是否符合仁义。
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鸡豚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入人栏厩，取人马牛者，其不仁义又甚攘人犬豕鸡豚。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杀不辜人也，扡其衣裘、取戈剑者，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取人马牛。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矣，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
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而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情不知其不义也，故书其言以遗后世。若知其不义也，夫奚说书其不义以遗后世哉？
今有人于此，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则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辩矣。少尝苦曰苦，多尝苦曰甘，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甘苦之辩矣。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而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辩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辩义与不义之乱也。
而在《吕氏春秋》中，即便是针对不可替代的“先王之法”，假如没有分别“义与不义”，那就是最大的“不义”，会对民众造成最大的伤害：
先王之法曰：“为善者赏，为不善者罚。”古之道也，不可易。今不别其义与不义，而疾取救守，不义莫大焉，害天下之民者莫甚焉。[20]
上述文献中都是正面肯定规矩制度的作用，上升了到“义”与“不义”的高度，并论述了规矩制度之所以建立、施行、有效及不可更易的终极依据。故而，讨论中国正义论，不能只局限于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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