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在这灾难中，教育学同样遭到了灾难性的破坏，驱使教育学出现了历史性的倒退。
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几度对教育学教材进行了批判。最早集中批判教育学的是辽宁省。1969年9月12日《辽宁日报》曾发表社论：《凯洛夫〈教育学〉必须彻底批判》，说辽宁省是推行凯洛夫《教育学》的重点地区之一，认为彻底批判凯洛夫《教育学》所主张的“全民教育”、“专家治校”、“智育第一”，是推动文教战线斗、批、改的一场极为重要的任务。
1970年1月13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华东师范大学“革命大批判组”的文章——《彻底肃清周扬在文科教材编写中的流毒》，文章把当时由华东师范大学刘佛年教授等编写的《教育学》诬为：“教育界反毛泽东思想的一部代表作，是向1958年教育革命反攻倒算的宣言书，是封资修教育黑货的大杂烩，是苏修凯洛夫《教育学》的翻版。”继后，在1970年1月30日，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在《红旗》杂志第2期发表文章：《谁改造谁？——评凯洛夫的〈教育学〉》。文章说，凯洛夫的《教育学》是“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理论根据，说“当年杜威在中国的一小撮徒子徒孙，在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包庇下，纷纷摇身一变，成了所谓凯洛夫《教育学》专家，有的霸占了教育部门的领导岗位，有的散在全国各地招摇撞骗”。文章从三个方面批判凯洛夫的《教育学》：（1）说它完全抹杀“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建立在反动的教育观的基础之上的”。（2）说其中提出的“五个教学原则”、“六个教学环节”是“一套反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3）说它的”核心是一个资产阶级私字”，“就是引诱学生按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的‘规格’而拼命奋斗”。
谈“文化大革命”中对教育学的摧毁，还有一件大事应笔录在案，这就是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纪要》不仅作出了“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且《纪要》还将“全民教育”、“天才教育”、“智育第一”、“洋奴哲学”、“知识私有”、“个人奋斗”、“读书无用”等称为17年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精神支柱。而这些精神支柱的理论基础，就是凯洛夫著的《教育学》，就是刘佛年主编的《教育学》。(www.xing528.com)
在批判教育学的过程中，一大批教育学家和教师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同时遭到批判，有的被批斗致死，有的被迫害致病含冤而亡。后来尽管为他们进行了平反昭雪，但给教育科学发展造成的损失是难以挽回的。
在这段时间，所谓教育学的“建设”，实际上已不是科学上的含义，而是政治上的含义了。
这段时间内，如果也算有教育学的教材的话，那就是1972年上海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学公共教学小组编的《凯洛夫修正主义教育思想批判》（讲稿、修改稿）和1973年广西师范学院教育革命理论教研室编写的《教育学讲义》（试用稿）。在这里，我们并无兴趣对其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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