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教育理论研究：前苏联教育学的传入与传播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确定的建国方针是“以俄为师”，我国教育界开展了学习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活动。教育界除了直接介绍前苏联办学经验以外，还大量地翻译了前苏联的教育理论著作。1949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节译的凯洛夫著的《教育学》（1948年俄文版）第21章“国民教育制度”，继后，1950年3月28日的《人民日报》又发表了节译的凯洛夫著的《教育学》第12章“劳动教育”；1950年4月3日的《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凯洛夫著的《教育学》第1章“教育学的对象与方法”中的第5节“教育学是科学”。随后，1950年12月，1951年5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凯洛夫著的《教育学》上、下册。同时或稍后，又由正风出版社出版了奥戈罗德尼柯夫、史姆比辽夫著的《教育学》，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叶希波夫、冈察洛夫著的《教育学》（上、下册）等教育学著作。

在这段时间内，还邀请了一些前苏联的教育学专家来我国高等师范院校讲授教育学。如北京师范大学从1950年起，先后邀请了波波夫、普希金、崔可夫、马鲁依连卡等，华东师范大学邀请了杰普莉茨卡娅等。这些专家所讲内容大多编印成册，有的公开出版，有的内部发行。

在50年代，除了前苏联教育学的专著在中国大陆传播外，还有几位有影响的前苏联教育家的教育著作对中国教育学的发展影响很大，这就是：克鲁普斯卡雅的《克鲁普斯卡雅文选》（上、下册）、加里宁的《论共产主义教育》；马卡连柯的《马卡连柯全集》（7卷本）。许多师范院校将这些著作当作学习教育学的必读参考书。

根据前苏联教育学的结构和内容，结合中国教育实际情况，中国教育学者在这段时间内也编写了许多版本的教育学。有代表性的著作是：1952年由教育部师范司和人民教育出版社邀请张凌光、丁浩川等十多位教育学家编写的师范学校课本《教育学》（四册），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后经修改，合为二册，1956年出版印刷发行。作为高等师范院校公共教育学的教材，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所编，由北京出版社于1955年出版的《教育学讲义》（上、下册）可作为代表。

从众多的《教育学》的内容来看，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仍然是凯洛夫著的《教育学》。它的影响面很大，该书到1953年6月就印刷了9万8千册，影响的时间也最久，大体可以说从1949年到1979年。如何评价前苏联教育学的传人和凯洛夫所著的《教育学》呢？学者们论说不一，以作者见解，有下述几点可以研究。(www.xing528.com)

1.凯洛夫著的《教育学》力图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来说明教育这个社会现象。这不仅表现在该书有专章论述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社会作用的学说，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关于共产主义道德的学说等，而且还以唯物史观分析了教育的历史性、阶级性，以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分析了教学过程、德育过程等。尽管在分析中有机械唯物主义倾向，但在观察与研究教育的方法论上应该说是一个认识上的飞跃。

2.凯洛夫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方法论，以教育心理学为依据，以夸美纽斯、赫尔巴特的教育遗产为思想渊源，在总结前苏联广大教师经验的基础上，建构了较完整的“教学论”体系。该书对教学过程的分析、对教学原则的确定与解释，对教学组织形式的说明，都具有科学意义。虽然该书明显地忽视了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但在完善和发展传统教育流派的教育理论上，在建构传统的教学模式上，仍具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它的意义具有普遍性。

3.以凯洛夫著的《教育学》为代表的前苏联教育学，最大的不足是作者将一门理论学科当作一门应用性的“教育工程学”，即“苏维埃教育学是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条件下，对青年一代人实行共产主义教育的科学”（凯洛夫：《教育学》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0年版，第1页）。凯洛夫《教育学》由前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教育目的出发，规范了社会主义教育、教养内容，确立了社会主义教育制度，规定了教育的基本原则和途径等。它的内容和结构完全是一个按照既定目标进行培养的“工程系统”方案。该书对教育的客观规律研究较少，对历史遗产和资本主义教育过多地采取了否定和排斥的态度。这本《教育学》称为“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工程学”，是最恰当的了。

如何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前苏联教育学的引进与传播呢？总体上看具有积极意义。它对以新的方法论研究教育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因此具有理论意义；它对促进中国教育的正规化发展，建立教育、教学的正常秩序，对提高教育质量具有重要作用，因而它有实践价值。它的弊端是封闭了教育理论的视野，使教育理论长期僵化，在实践上，它的单一的僵化的办学体制，稳定和强化了传统的教学模式，机械决定论在教学中影响甚深，这些都不利于现代人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