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教育理论研究的第六阶段成果

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一场10年的历史的、时代的悲剧终幕了。之后，全国人民批判了所谓的“两个估计”和“两个凡是”，并开展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使教育学工作者重新解放了思想，决心更新观念，矢志重振教育学。这在1978年萌发、1979年兴盛，历时10年之久的“教育本质”的讨论也可得到印证。1978年，于光远在《学术研究》上发表《重视培养人的研究》（于光远：《重视培养人的研究》，《学术研究》1978年第3期）一文，认为在教育这种现象中，虽含有上层建筑的东西，但不能说教育就是上层建筑。这是向当时“教育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的习惯性认识的挑战。“一石激起千层浪”，“教育本质”的争鸣汇成气候，《教育研究》杂志成为主要论坛。1978—1996年，全国各类报刊发表教育本质的讨论文章约300篇，关于教育本质的“生产力说”与“上层建筑说”之辩、“双重属性说”与“多重属性说”之辩、“社会实践活动说”与“特殊范畴说”之辩、“生产实践说”与“精神生产说”之辩、“社会化说”与“个性化说”之辩、“培养人说”与“传递说”之辩、“产业说”与“非产业说”之辩等等，确乎百花齐放，蔚为壮观。

1983年邓小平为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三个面向”是我国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旗帜，它成为教育学界关注的主题，围绕它相互研讨，著书立说，形成热点。

如此活跃的学术气氛，与高师院校对教育学的迫切要求，促进了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即“十年浩劫”后首批教育学教材的出版。刘佛年主编的那本《教育学（讨论稿）》于1979年出版时，在《前言》中说：“稿子是十多年前写的。现在看来，许多内容已经陈旧，理论上也存在着不少缺点和错误。”又说：“这个讨论稿在表述上，从概念、从方针政策出发多，从实际出发、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少。在编写时，我们虽然注意到把历史的叙述和逻辑的证明结合起来，可是由于水平的限制，没有做到材料与观点的统一。有的地方，只作论断，缺乏材料；也有的地方，材料堆砌，分析不足。文字也写得呆板，读起来很不生动。”并且“殷切期望不久就有较好的教育学教材来代替这本旧作”。自我剖析，存真求实；拳拳之情，寄于来者。

1978年，北京师大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率先编写了《教育学讲授提纲（征求意见稿）》（四个分册），1980年修订为《教育学讲授提纲》（上、下册）；徐国主编的中师《教育学》试用课本，也于1979年出版；华中师院、河南师院、甘肃师大、湖南师院和武汉师院五院校一些同志协作编写的高师本科公共课《教育学》，于1980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首次出版，经多次修订再版，共发行200余万册，后由王道俊、王汉澜担任主编，对这本教育学进行了较大修改，于1988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教育学（新编本）》第1版，1989年又出版了第2版；南京师大教育系编的高师教育系专业基础课教材《教育学》，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它是在1980年编的《教育学》基础上作了较大修改而完成的；顾明远、黄济主编的中等师范学校《教育学》，作为试用本由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出版，1987年为第2版；等等。

这些先声之作为带动我国教育学的迅速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它们之后，到1990年12月为止，经与北京中国版本图书馆核实，我国公开出版各个类别、各种层次的《教育学》共111本（包括哈萨克文的、朝鲜文的）（瞿葆奎：《建国以来教育学教材事略》，《华东师大学报（教科版）》1991年第3期）。尤以1986—1989年为高峰期。在1979—1990年的12年时间里，可谓风起云涌，火树银花，且多有融会、取舍。1991年至今，估计又增二三十本。这表明教育学工作者力求使教育学教材配套，并在各种层次上，使比较单一化的教材转向多样化。各种教育学本子，在框架结构、理论研讨、反映实践、表达形式等方面，都有所尝试。在这么多教材面前，一方面感到有如“山阴道上，应接不暇”；另一方面，又不时有“似曾相识燕归来”的议论。对有的教材自诩在观点、内容和形式上的“突破”云云，论者称“雷声”与“雨点；”未必谐和；对有的教材以“新”、“填补了空白”自负，论者认为评价的主体在出书后的读者，而不是出书前的作者。诚哉斯言。

教育学的教材建设，在这一阶段是在改革开放的氛围中前进的。同时也面临着教材建设中的一些问题需要反思，例如，教育学教材较合理的教学目标是什么？又如究竟如何理解教育领域中的实践与理论、规律与政策、历史与逻辑、批判与继承等等之间的关系？再如教育学教材改革和建设的“出”路在哪里？还有，教育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学科与作为一门课程的教材，其建设的关系怎样？如此等等。

在这个阶段，与教材并驾的是一批教育学专著的出版。例如厉以贤主编的《现代教育原理》（北京师大出版社1988年版）、张诗亚和王伟廉的《教育，科学学初探》（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成有信主编的《现代教育引论》（河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陈桂生的《教育原理》（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孙喜亭的《教育原理》（北京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方展画的《教育科学论稿》（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黄济和王策三主编的《现代教育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陈桂生的《教育学视界”辨析》（华东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等。此外，不少教育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好多部教育学或教育丛书，还出版了一些参考资料，如华东师大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编的《教育学参考资料》（上、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南京师大、上海师大、安徽师大、苏州大学、扬州师院教育学教研室合编的《教育学教学参考资料》（3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瞿葆奎主编的《教育学文集》（26卷共30本，人民教育出版社版）。(www.xing528.com)

原国家教委师范教育司为了推动教育理论的研究和建设，从1991年起，组织教育理论工作者、教育行政方面的专家和优秀中小学教师等成立了课题研究组，经五次研讨会，八度改稿，组编了《教育学学科建设指导性意见》（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这个阶段，还翻译出版了一批外国的教育学专著和教材，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编著、华东师大比较教育研究所译：《学生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米亚拉雷等著，郑军、张志远译：《教育科学导论》（国际教育局“教育科学丛书”之一，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思穗、马兰也译了这本书（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巴拉诺夫等编，李子卓、赵玮等译校：《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陈历荣等也译了这本书（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哈尔拉莫夫著，丁酉成、曲程等译：《教育学教程》（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休金娜编、华东师大比较教育研究所译：《中小学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巴班斯基主编，李子卓、杜殿坤、吴文侃等译：《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奥恩斯坦著，刘付忱、姜文闵等译：《美国教育学基础》（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大河内一男等著，曲程、迟风年等译：《教育学的理论问题》（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筑波大学教育学研究会编，钟启泉译：《现代教育学基础》（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等。

综观这一阶段，我国教育学建设的成绩斐然可观，其方方面面，促成了中国教育学百年中的第三次热潮，而且是中国教育学百年史中一次空前的热潮。它似乎有如下主要特点：一是在主体上，思想解放，自觉性强，许多教育学研究者向历史负责，放眼世界，四海择珍，广收教育信息。二是在内容上，一些新的研究成果以及许多新的教育观念都被吸收到教育学中来。三是在方法上，思辨与实证、定性与定量互补为用的观念正在为大多数研究者接受，并逐步落实到研究过程中。四是在结果上，如前所述，各种版本的教育学如雨后春笋，有学风严谨、思路开阔、具有一定特色的著作，但也不庸讳言，还有为数甚少而社会影响甚坏的一些情况。如为评职称突击编写的所谓“复印式”教育学；热衷外延轻视内涵，套用新概念叙述旧话语编写的所谓“装潢式”教育学；借权行事，利用行政手段与“红头”文件发行的所谓“树碑式”教育学；“跨校合股”自编自用短平快的所谓“同仁式”教育学；以实利为目的编写的所谓“创收式”教育学。这是教育学界既要敢于面对自己，又要敢于面对别人，端正学风的问题。

台湾教育学者也有许多成就。在近50年中，前后编著正式出版的约四五十册，其中如田培林主编的《教育学新论》（文景出版社1968年版）、庄怀义等的《教育概论》（空中大学1994年版）、叶学志主编的《教育概论》（正中书局1994年版）、王家通主编的《教育导论》（丽文文化公司1995年版）、欧阳教主编的《教育概论》（师大书苑公司1996年版）等尤可注目；贾馥茗的《教育概论》（五南图书公司1979年版）、林玉体的《教育概论》（师大书苑1998年版），具有其独特观点；黄光雄主编的《教育概论》（师大书苑1990年初版，1991年增订版）印行最多。又如杨深坑的《理论·诠释与实践——教育学方法论论文集（甲辑）》等，甚有分量。

历史是“见证人”，它把中国百年教育学的光明与灰暗、荣耀与羞辱、进步与落后，努力和盘托出，让人评说。

（瞿葆奎，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062。北京：《教育研究》，199901，7～1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