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教育理论研究：重要阶段

1949年9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同年，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出版了《教育学参考资料》（新华书店1949版，上海联合出版社印行），其“编辑大意”指明，这本《教育学参考资料》“可暂用为（师范学校）‘教育概论’一科的基本教材”。1950年，南京市人民政府文教局颁发了《师范学校课程标准草案》，其中包括《教育学课程标准》。这些“基本教材”或“课程标准”以新民主主义教育为研究对象。此外，还有教材性质的著作，如常春元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教程》（上海杂志公司1950年版）等。

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说过：“苏联创造的新文化，应当成为我们建设人民新文化的范例。”（《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84页。）我国东北地区解放早些，在1949年10月1日建国以前，就提倡“学习苏联”。东北当时的一些教育刊物，如《东北教育》等就开始译介苏联教育的经验和理论。建国初，刘少奇曾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过去是“以俄为师”，今后建国同样也必须“以俄为师”，“苏联有许多世界上都没有的完全新的科学知识，我们只有从苏联才能学到这些知识，例如经济学、银行学、财政学、商业学、教育学等等”。（《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49年。10月8日）

《人民日报》于1949年11月14日发表了节译原苏联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1948年俄文版）第二十一章《国民教育制度》（《人民日报》题为《苏联国民教育制度》，于卓节译）；继而在1950年3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节译的凯洛夫《教育学》第十二章《劳动教育》（《人民日报》题为《苏联的劳动教育》，蒋洪举节译）；1950年4月3日的《人民日报》，又译载了冈察洛夫著的《教育学原理》（1947年俄文版）的“序言”，凯洛夫《教育学》第一章《教育学的对象和方法》的第五节《教育学是科学》（《人民日报》题为《论教育科学》，沈颖、南致善合译，并认为凯洛夫主编的这本《教育学》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巨著”）。这对当时急于了解原苏联社会主义教育经验和理论的人来说，乃是“雪中送炭”了。

教育界迅速出现了学习原苏联的教育学热，尤其学习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热。这可以说是中国教育学百年中的第三次热潮了。

这个热潮的主要特征有：一是翻译了许多苏联的教育学，如凯洛夫主编，沈颖、南致善等译《教育学》（1947年俄文版；据1948年俄文第2次修订版翻译。新华书店1950年上册初版，1951年下册初版；分两册。自1951年上册第2版和下册第2版起，改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先后出版，南致善作过部分修订。1951年上册第3版和1952年下册第3版，由南致善、陈侠共同修订。1953年合上、下册为第3版合订本，其中前7章，尤其是第五章的译文，又作了订正）；冈察（查）洛夫著、郭从周等译：《教育学原理》（初译稿）（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叶希波夫、冈察（查）洛夫编，于卓、王继麟等译：《教育学》（上、下册）（东北教育出版社曾出版上册，其后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1953年版）；斯米尔诺夫著，陈侠、丁酉成译：《教育学初级读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年版）；申比廖夫、奥哥洛德尼柯夫著，陈侠、熊承涤等译：《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凯洛夫总主编，凯洛夫、冈察洛夫、叶希波夫、赞科夫主编，陈侠、朱智贤等译：《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等。上述苏联的教育学译本中，以凯洛夫主编的于1950—1952年出版的上、下册影响最大，不少高师院校以之为教材或主要教学参考书，一些教育行政干部和中学教师也以之为业务进修读物。当时上面大力提倡，倒也总是叮嘱“结合中国实际”，可以说是一种“政府行为”；下边积极响应，教育界可以说真是满怀学习激情，奉之为教育学的“经典”。它成为衡量与评价我国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主要依据。

二是邀请不少苏联专家讲授教育学。如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先后邀请苏联教育学专家讲学。召集师范院校老中青教育学教师办进修班，或挑选教育专业本科学生办教育学研究班等形式，直接听专家的讲授。

三是本国学者积极作辅导性或普及性报告。如孟宪承在华东教育部干部业务学习时，作学习凯洛夫《教育学》第一编“教育学总论”和第二编“教学理论”的辅导报告（《新教育》1951年，第4卷第4期；《新教育》1952年3月号）；又如张腾霄应北京市文教局之邀，于1951年春对北京市小学教师作教育学报告；曹孚于1952年秋和1953年春应上海市教育局之邀，对上海市小学教育工作者作教育学报告等。当年曹孚的每次报告，由速记员记录，并整版发表于《文汇报》，供教育界学习。到1955—1956年，上海市教育局还曾组织“上海市中等学校教育学广播讲座”，由张文郁、胡守分等在上海电台分别播讲等。与此同时，报刊开始介绍一些学者的学习体会。如《人民教育》，连载青士（陈选善）的学习凯洛夫《教育学》第一章后的体会（《学习凯洛夫“教育学”第一章后的一些体会》，《人民教育》，1951年第3卷第4—6期；第4卷第1期）。

四是学习原苏联的教育学十分用心。有的研究者比照原版阅读翻译的《教育学》，并列数翻译谬误。举例来说，正风书局于1951年出版了高晶斋翻译的奥戈罗德尼科夫、史姆比辽夫（按：即奥哥洛德尼柯夫、申比廖夫）1950年俄文版《教育学》，为抢时间，瞩目于经济效益，不顾社会后果，翻译的错误累累，被陈侠、尤真、马骥雄等一一读了出来（《人民教育》1952年4月号、5月号）。

五是不断引进原苏联教育学研究的最新信息。如1952年苏联围绕10个教育和教育学问题展开讨论，《人民教育》1952年5月号及时进行介绍。这10个问题是：1.教育这个社会现象的专门特点；2.教育对经济基础的关系；3.教育对上层建筑的关系；4.教育是永恒的范畴还是历史的范畴；5.教育中的阶级的、民族的以及全人类的东西；6.教育与发展；7.教育与遗传性；8.对于过去的教育遗产的态度；9.教育研究的方向与任务；10.教育学方面的理论工作与教育实践的关系。《人民教育》1952年7—8月号，刊出胡沙译的包德列夫、叶希波夫等的《关于作为社会现象的教育的专门特点的争论总结》（注：在华东师大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编《教育学参考资料》时，胡沙译文的个别地方，曾请杜殿坤校改过；同时，文中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都改用了新的译文。（《教育学参考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131—157页）。又见黄云英译：《关于作为社会现象的教育的专门特点的讨论总结》，《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第76—104页）。

六是出版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教育学讲义和报告。如波波夫：《共产主义教育思想》（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年版）；普希金：《教育学讲义》（北京师大1952年）；崔可夫：《教育学讲义》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4年版）；杰普莉茨卡娅：《苏维埃教育学讲义》（华东师大1957年）；安娜斯达西耶娃：《教育学辅导和专题报告记录汇编》3辑（中央教育行政学院1957年）。张腾霄的《小学教师业务学习讲座》（大众书店1951年版）、曹孚的《小学教育讲座》（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年版，1954年再版时易名为《教育学通俗讲座》），是在上述口头报告的基础上成书的，前者先后印刷33万册，后者累计发行80余万册；等等。

当年在学习原苏联的教育学的基础上，教育部于1952年印发了供中等师范学校教学参考用的《师范学校教育学教学大纲》。这份大纲尤其参考了叶希波夫、冈察（查）洛夫合编的苏联师范学校《教育学》的体系。由师范教育司邀请张凌光、丁浩川、朱智贤、陈选善等14位学者专家据上述《教学大纲》撰稿，潘开沛、王铁校订，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53年出版“师范学校课本”《教育学》（4册，暂缺第二章内容）。1953年第3版时，由王忠祥修改，曹孚校订。1956年第5版时合并为2册，由陈元晖等修改，曹孚校订。这部中师《教育学》第5版的《出版者的话》说：“编写本书的目的是在学习苏联先进的教育理论和经验的基础上，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通俗地论述教育科学问题，以供师范学校学生学习之用。”（《教育学·出版者的话》上、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年版，封二。）

1954年，教育部组织编订了《初级师范学校教育学教学大纲（草案）》，并说明：“新中国的教育学是研究如何对新生一代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科学。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学说与中国教育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本教学大纲又是参照苏联教育学的一般体系拟定的。”（《初级师范学校教育学教学大纲（草案）》，人民教育出版社1954年版，第1页。）又于1956年组织编订了《师范学校教育学教学大纲（试用）》和《师范学院、师范专科学校教育学试行教学大纲》，都提到它们是参照了1954年苏俄教育部批准的师范学院教育学教学大纲，结合我国过渡时期教育的实际情况制定的（注；《师范学校教育学教学大纲（试用）》，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年版，第1—3页；《师范学院、师范专科学校教育学试行教学大纲》，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年版，第1—13页）。可见，当年原苏联教育学的“榜样作用”是极其有力的。这一阶段编写的教育学，除上述中师《教育学》外，不少高师都编写了《教育学》，只是正式出版的少。举例来说，有北京师大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编《教育学讲义》（上、下册，1955年；其后，北京出版社1957年第一次印刷时，分上、中、下3册，同年第二次印刷时，则分为上、下2册）；陈友端、郑其龙编《教育学》（上、下册，1954年）；东北师大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编《教育学讲义》（上、下册，1956年）；开封师院教育学教研室编《教育学讲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等等。(www.xing528.com)

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师《教育学》，对全国中师影响甚大。它到1958年“教育大革命”时停止使用，人民教育出版社一直到80年代才出版新的中师《教育学》（试用本）教材。北京师大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编的《教育学讲义》，是1953年下半年“为了提高各系公共必修教育学的教学质量，企图在几年来学习苏联先进教育理论的基础上，根据苏维埃教育学科学体系，编写一套能够初步适合要求的教育学讲稿”而面世的（该书《前言》），它对全国高师产生过影响。

以1948年俄文第2次修订版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为代表，从一个侧面说，它是苏联三四十年代教育经验的写照和总结。自1931年起，由联共（布）中央直接出面，反复指出：“学校目前的根本缺点是：学校的教学没有提供足够的普通教育知识，学校的一项重要任务——培养充分掌握科学基础知识（物理、化学、数学、语文、地理等）而且完全符合中等技术学校和高等学校要求的人——也完成得不能令人满意。”（《关于小学和中学的决定》、《关于中小学教学大纲和教学制度的决定》、《关于中小学教科书的决定》，瞿葆奎主编，杜殿坤、俞翔辉、朱佩荣选编：《教育学文集·苏联教育改革》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251、260页。）并严厉批判了“反列宁主义的学校消亡论”、“伪科学的儿童学”、“教学法上空洞计划的设计教学法”等。有如人们所说的，概而言之，它在指导思想上是“三中心”的：“以书本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它是原苏联这个时期的产物。

在原苏联1947年对亚历山大洛夫的《西欧哲学史》为起点的批判运动中，苏俄教科院教育学和教育史研究所于1948—1950年也曾组织了对麦丁斯基的《教育史》、对奥戈罗德尼柯夫和申比廖夫的《教育学》、对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对格鲁兹杰夫的《教育和教学问题》，以及对冈察（查）洛夫的《教育学原理》的讨论与批判（《教育学文集·苏联教育改革》上册，第386—544页）。我们许多人只知道冈察（查）洛夫的《教育学原理》曾受到过学术上的批判（注：郭从周、石宝常译《教育学原理》初稿，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把一些讨论和批判以及冈察（查）洛夫本人所作的检查，已作为“附录”，但是长时期并不了解或不大了解凯洛夫主编的这本《教育学》也曾受到学术上的讨论和批判。那次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批判运动中，总的矛头是针对所谓“资产阶级客观主义”、“反爱国主义的世界主义”。

历史地看，我国当时学习、移植原苏联的教育学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从教育实践的角度看，原苏联的教育学强调制度化教育，这种教育学对稳定我国建国初期学校的教学秩序，提高教育质量，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从教育学建设的角度看，苏联的教育学帮助国人完成了教育学理论模式的转化，填补了当年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的空白。当然苏联的教育学本身有许多不足，如操作性较强，理论性较差；教条性较强，辩证性较差；等等。由于种种原因，一般来说，当时或在热忱的学习下未多察觉，或在反复号召全面学习苏联的条件下未便分析。

在这一阶段，由于1951年我国思想战线上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过程中，发生了电影《武训传》宣传“武训精神”的问题，《人民日报》于5月20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全国文教界开展了学习社论和批判《武训传》及“武训精神”的运动，并进而对陶行知教育思想进行批判（中央教科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0、114、131、145页；张健主编、周玉良副主编：《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930、934、935页）。

陶行知于1946年逝世后，至1951年以前，对他的评论的基调是：陶行知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教育理论为新民主主义的教育理论。从批判“武训精神”后发起的批判，主要倾向是：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是改良主义的，基本上是杜威的实验主义（郭笙主编，王炳照、苏渭昌副主编：《新中国教育四十年》，福建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569—585页）。批判采取政治运动的做法，就不是学术的争鸣，不仅出现一时“大褒”、一时“大贬”，而且出现同一个人观点前后迥异的现象（郭笙主编，王炳照、苏渭昌副主编：《新中国教育四十年》，福建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569—585页）。

同时，也对陈鹤琴的“活教育”展开了批判。批判陶行知和陈鹤琴的教育思想从1951年延续到1953年。

1957年下半年，有人对陶行知教育思想1951年发起的批判提出异议，于是展开了跨1957—1959年的学术讨论。

也在这一阶段，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胡适振资产阶级唯心论”进行了批判。并且当时认为，在教育领域中几年来没有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进行系统的批判，抓紧批判杜威、胡适的实验主义教育思想，进而批判其他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是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我国教育建设中的一个重要任务。一些报刊开始批判杜威、胡适的实验主义教育思想。《人民教育》于1955年5月号发表社论：《批判唯心主义思想的重大意义》，号召教育界全面开展对教育领域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并开辟专栏。这一批判运动持续至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第40、114、131、145页；《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第930、934、935页）。

对杜威实验主义教育思想的批判，例如在《人民教育》1950年10月的第1卷第6期和11月的第2卷第1期上，就发表过曹孚的《杜威批判引论》（1951年3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又见《曹孚教育论稿》，华东师大出版社1989年版，第23—63页）。自1955年开始延续至1957年左右对杜威、胡适实验主义教育思想的批判，是“运动式”的“急就篇”。当年的批判，出版过若干本书籍，论文极多。人民教育出版社在1955年、1956年曾选编报刊上的文章，汇集成《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批判》第1集、第2集、第2集出版。运动式带有政治性的自上而下的批判，往往是“宁左勿右”的，往往是用凸透镜和放大镜的，或临阵磨刀，或违心随流，如此等等。这里失却了“言不得过其实，实不得过其名”的古训。在新中国近50年的教育学建设中，这种消极的影响殊多且大。只是到粉碎“四人帮”和改革开放以后，对杜威实验主义教育学才有较全面的评价，如赵祥麟的《重新评价杜威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华东师大学报（教科版）》，1980年第2期）等。

这次批判运动，也兼及批判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和实践，批判梁漱溟的乡村教育思想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