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1919年教育理论研究第一阶段

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中大败于日本帝国主义。“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戊戌政变记》附录一《改革起原》，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23页。）于是萌发了改良主义的“维新运动”。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由于师范教育在我国的出现与引发的议论，就涉及了教育学这门学科或课程。

1896年，梁启超撰《论师范》一文，主张自办师范学堂。“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并举日本师范学校设置有教育（学）课程（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册，华东师大出版社1986年版，第980—983页）。这也许是我国议论师范教育的发端。

同年，盛宜怀奏请在上海筹设南洋公学。1897年，先办师范院（即师范学堂），说“西国学堂必探源于师范”，因此，“先设师范院一学堂”（《筹集商捐开办南洋公学折》，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153—154页）。似犹未开设教育学课程。又仿日本师范学校附设小学校，称之为“外院”，派师范院生兼任教习，且学且诲。这是我国师范教育的起点。我国师范学校附设小学也以此为始。

1896年起，一些并明官员都主张设立京师大学堂。1898年2月，光绪以“京师大学堂迭经臣工奏请，准其建立”，并着军机大臣会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奏详细章程。1898年，岁在“戊戌”，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下诏正式宣布变法维新，史称“戊戌变法”。在诏书中又强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衙门会同妥速议奏（《明定国是诏》，《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页）。顽固派仍然拖延，康有为焦急上奏，光绪于6月26再次发出上谕，严令迅速复奏，毋稍迟延。这样，只得把梁启超请来，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为军机大臣、总理衙门起草《遵筹开办京师大学堂折（附章程清单）》（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434—445页；《附录：康有为记章程起草经过》，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册，第664—665页；《罗京师大学堂成立记》，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1册，中华书局1928年版，第157—161页；周予同：《中国现代教育史》，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4年版，第193—195页）。1898年7月4日，光绪正式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

京师大学堂创办于1898年，是戊戌维新运动的产物，也是19世纪中叶开始的中学与西学、科举与学校长期斗争的产物（肖超然等编著：《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它是我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是北京大学的前身。1998年适值北大百年校庆，正如季羡林的题词：“巍巍上庠，世纪风云。”［《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百年校庆特刊），1998年第2期。］

在《遵筹开办京师大学堂折（附章程清单）》中，有“西国最重师范学堂，盖必教习得人，然后学生易于成就。今当于堂中别立一师范斋，以养教习之才”的话。但这个“师范斋”没有开办。

正当京师大学堂积极筹备时，1898年9月21日，顽固派发动政变，慈禧以“训政”名义重掌政权，光绪被囚禁，“维新”仅百日而已。维新派的改革措施几乎全被废止，只京师大学堂保留了下来。迨1900年夏，义和团进入北京。8月上旬，慈禧下令停办大学堂。同月中旬，帝国主义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校舍被占。其后慈禧佯称也要“变法维新”，于是在1902年1月下令恢复大学堂。所谓“学堂弦诵辍响者年余”。

1902年的《钦定学堂章程》，是我国近代教育第一次的法定学校系统和师范教育的起始建制。其《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京师大学堂附设速成科，“师范馆”为速成科的一门，修业4年。所谓“学堂开设之初，欲求教员，最重师范”。（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华东师大出版社1987年版，第754页。）其《钦定高等学堂章程》规定各省高等学堂应附设师范学堂，并按《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章程》办理。其《钦定中学堂章程》规定中学堂内应附设师范学堂。我国的高等师范教育，是以1902年京师大学堂的师范馆为起点的。北京师范大学以师范馆为其前身，为其最早的名称（北京师大校史编写组编：《北京师范大学校史（1902—1982年）》，北京师大出版社1984年第2版，第1页）。师范馆于当年10月与仕学馆一起开始招生考试，并明确设置“教育学”课程［注：当年关于“课程”，或称之为“课程门目”，或称之为“科目：”，或称之为“课目”，或称之为“学科”，或称之为“课”等。当年关于“教育学”这门课程，或称之为“教育学”，或称之为“教育”。或含教育宗旨、教育原理、教育法令、教授法、学校管理法、教育实习等；或含中外教育史、教育理论、教授法、教育法令、教育制度、学校管理法、学校卫生、学堂参观（即教育见习）、教授实事练习（或称实事授业，即教育实习），甚至还包括心理学大要、伦理学大要、辨学（即论理学）大要等］，而且4年分年规定内容，包括教育宗旨、教育之原理、学校管理法以及“实习”，还规定了每星期的课时（《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第760—762页）。12月17日举行人学典礼，宣布正式开学。

实际上，在1902年时，已经设立了一些师范学堂，例如武昌师范学堂、保定师范学堂、成都府师范学堂、贵州公立师范学堂、全闽师范学堂等，它们都设有教育学课程。这些师范学堂都是“官立”的。

张謇于1894年（光绪二十年）中了状元，倒是主张废科举办学堂。他创办的民立通州师范学堂（学校）于1902年开始建校，1903年开学。“中国之有师范学校自光绪二十八年（按：1902年）始，民间自立师范学校自通州始。”（《通州师范学校议》，舒新城编：《中国近碟教育史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午版，第989页。）这是我国第一所民间单独设立的中等师范学校。它设置了“教育”课程。其寻常师范科，修业4年。第一年为“预科”，第二至第四年为“本科”。“本科”设“教育”课程，含教育史（授中外教育沿革，中外著名教育家传记、主义、方案要略）；教育学（教育宗旨，智育、德育、体育、伦理学大要、教授原则）；“学校设置、编置、设备管理、经济卫生等之方法”，以及“练习教育附属小学儿童之方法”（今日或可概括为学校管理以及教育实习）。其速成科修业2年。第一学期为“教育史”，第二学期为“教育学”，第三学期为“教授管理法”，第四学期为“教育管理、实习”。寻常师范科和速成科都规定了每星期的课时（《通州师范学校章程》，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下册，华东师大出版社1988年版，第313—318页）。

《奏定学堂章程》于1904年颁布。当年，所谓“办理学堂，首重师范”；所谓师范学堂“为学堂本源，兴学人手之第一义”；所谓“宜首先急办师范学堂”；所谓“师范学堂为教育造端之地”。当然，“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当然，所谓“智能必取资欧美，道德必专宗孔孟”。根据其《初级师范学堂章程》和《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师范分“初级”和“优级”两级。自此我国师范教育有了相对独立的系统，有了比较完备的学制。初级师范学堂（完全科）规定学习5年，每年都设有“教育学”，且规定分年内容和每星期时数。那时初师的教育学，规定包括教育史；教育原理——含心理学大要，现行教育宗旨，德育、智育要义，辨学大要（或作“辩学大要”，按：即伦理学大要）；教授法大要；教育法令；学校管理法；以及“实事授业”（按：即实习）［《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同注（13），第224—234页］优级师范学堂规定分为4类：（1）以中国文学、外国语为主；（2）以地理、历史为主；（3）以算学、物理学、化学为主；（4）以植物、动物、矿物、生理学为主。辨学、心理学已独立设置。教育学在第二、第三年开设，也规定各年的内容和每星期时数。它包括教育理论、教育史、教授法、学校卫生、教育法令，以及“教授实事练习”（按：即实习）［《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同注（13），第248—257页］。

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在1904年按《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办理，改称为“优级师范科”，分4类：称国文、外国语部，历史、地理部，数学、物理部和博物、农学部。各部都设教育学、教育法令和学校卫生课程。

当年《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政法科大学“政治学门”的“主课”中设“教育学”；文学科大学的英、法、俄、德、日文学门的“补助课”中都设“教育学”，文学科大学的中国史学、万国史学和中国文学门，也列“教育学”为“随意科目”。而《奏定进士馆章程》规定第一年、《奏定译学馆章程》规定第五年学习“教育学”。这反映当年泱泱大国，急需师资以及教育学翻译人才。教育学“红火”得很。

这样的概括是描述了当年真相的：“今日中国之言革新者，不论保守党、进步党、急激党，莫不公认教育为当今惟一之问题矣。即教育而论，不论官立学堂、民立学堂，莫不公认师范为当今惟一之急务矣。”［《时报》：《论中国成就师范之难》（1904），同注（13），第275页。］

王国维在1906年评论《奏定大学堂章程》，认为“分科大学章程中最宜改善者，经学、文学二科是已……其根本之误何在？曰在缺哲学一科而已”。他主张合经学科大学于文学科大学之中，定文学科大学的分科为：经学科、理学科、史学科、国文学科和外国文学科。他设计了各个分科的科目。在各个分科的科目中，都有“教育学”（《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2册，中华书局1928年版，第30—37页）。王国维如此青睐教育学，也许是空前的。(www.xing528.com)

而我国女子师范教育，是到1907年3月8日学部的《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才取得地位的。当时这个“章程”规定“教育学”课程含“心理学大要”，也规定了分年的每星期课时。

那开始作为课程的教育学，是通过日本引进西方的教育学，主要是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学。它在清末两个“学堂章程”之前，已介绍到我国来了。可是，两个“学堂章程”肯定和加速了教育学作为一门课程正式列入我国师范教育的计划。各种版本的教育学陆续出现。它们主要凭藉两条途径。

一是翻译。翻译日本的教育学可以说是当年的一大时尚，包括翻译日本的教育学教师的讲义。其原因大致有三：一则“吾国教育尚在幼年时代，罕有窥斯界之真面者。与其为武断之议论，不如直译外籍，供人采择，尚不致贻误后来”（陈鸿祥：《王国维年谱》，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65页）；二则我国与日本一衣带水，文化接近，交流相对便当；三则当时日本经过“明治维新”，门户大开，学习西方教育思想与制度，变革自身教育，已见成效，颇有为他国借鉴的价值。所以日本成为当时中国派遣留学生，引进教育学及有关教师的首选国家。

由于留日学生多，学习日文的人多，翻译力量强，因而教育学译文甚多。例如立花铣三郎讲述、王国维译的《教育学》，牧濑五一郎著、王国维译的《教育学教科书》，就分别在1901年和1902年的《教育世界》连载；加纳友市、上田仲之助的《实用新教育学》，吉田熊次的《新教育学释义》，《兰因氏之教育学》（按：兰因即莱因），熊谷五郎的《大教育学》的译文，分别发表在1902年、1904年、1906—1907年、1907年的《教育世界》上。大濑甚太郎著，江夏、杨彦沽译的《实用教育学》，刊登于1906—1907年的《学部官报》。直隶学务处办的《教育杂志》（1907年改名为《直隶教育杂志》），在1905年连载波多野贞之助讲、直隶留学日本速成师范生编的《教育学讲义》；1906年连载波多野贞之助讲、直隶游历绅士笔记的《教育学参考书》；1906—1907年，连载邓边朕、诗女史译的《家庭、学校通用教育学》和直隶留日速成师范生笔述、韩梯云节修的《教育学讲义》；1907—1908年连载佐口美都子著、蔼辰译的《女子师范教育学》；1911年发表柳政太郎著、蔼辰译的《实际的教育学》。商务印书馆的《教育杂志》于第2年（即1911年）第9期，刊载了张世杓的《莱因氏之五段教授法》一文，并附“五段教授法举例”；中华书局的《中华教育界》于1914年7月号，发表了欧化的《十九世纪大教育家海尔巴特之学说》（按：海尔巴特即赫尔巴特）；等等［雷尧珠：《试论我国教育学的发展》，《华东师大学报（教科版）》1984年第2期；周谷平：《近代西方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华东师大学报（教科版）》1991年第3期；陈元晖：《中国教育学七十年》，《北京师大学报（社利版）》1991年第5期；阿部洋：《中国的近代教育与明治日本》（李季湄摘译），〔日〕福村出版株式会社1990年版；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682—685页；等］。这是刊物上的。

又如1902年，上海文明印收局出版天眼铃木力著、张肇熊编译的《教育新论》；上海作新社出版成濑仁藏著，杨迁栋、周祖同译的《女子教育论》。1903年，移山堂出版中岛半次郎著、田吴译的《普通教育学要义》（两册）；上海会文学社出版熊谷五郎著、范迪吉译的《教育学》；东京富山房编、范迪吉等译的《教育学问答》和《教育学新书》；广智书局出版下部三之介著、冯霈译的《教育学问答》；三江师范学堂出版松本孝次郎的《新编教育学》讲义。1904年，北京华新书局出版小泉又一著、周焕文等译的《教育学教科书》（1906年天津官书局印行）；东京教科书译辑社出版尺秀三郎、中岛半次郎著、季新益译的《教育学原理》；湖北速成师范讲义丛编本的波多野贞之助讲述、颜可铸编辑的《教育学原理》。1905年，东京泰东同文局出版伊泽修二著、三屋大四郎译的《教育学》；湖北官书处印行波多野贞之助编，闵豸等译的《教育学》。1906年，江苏学务处印行土肥健之助、小泉又一讲，江苏师范生编辑的《教育学》。190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吉田熊次著、蒋维乔译的《新教育学》；同年，群学社出版（三版）植田荣次著，陈宪熔、许家惺译的《女子教育学》；1911年东京富山房出版中岛半次郎编著、韩定生译的《新编教育学讲义》。中华书局于1913年出版大濑甚太郎著、宋嘉钊译的《中华教育学教科书》；1914年出版顾倬译的《师范学校教育学》；1915年出版（二版）大漱甚太郎著，刘本植、周之冕译的《新编教育学教科书》；等等［雷尧珠：《试论我国教育学的发展》，《华东师大学报（教科版）》1984年第2期；周谷子：《近代西方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华东师大学报（教科版）》1991年第3期；陈元晖《中国教育学七十年》，《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1991年第5期；阿部洋：《中国的近代教育与明治日本》（李季湄摘译），〔日〕福村出版株式会社1990年版；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682—685页；等］这是出版的书籍。

二是自己编著。在大量翻译的过程中，我国教育学研究者对原作推敲、变通，多少结合当时国情而编著。例如王国维的《教育学》（为江苏师范学堂学生讲授），教育世界社1905年印行；缪文功的《最新教育学教科书》，文明书局1906年版；张继煦的《教育学》和金祝华的《教育学教科书》，1907年湖北官书处版；季新益的《教育学教科书》，广智书局1907版；侯鸿鉴的《教育学》，无锡速成师范学校1908年再版；秦敏均的《教育学》（沈恩孚、顾倬校订），中国图书公司1908年版；蒋维乔的《教育学》（初级师范课本），商务印书馆1909年版；吴馨的《简明实用教育学》，中华书局1910年版；张继煦的《教育学讲义》（据森冈常藏《教育学精义》），昌明公司1910年版；北京女子师范学校于1913年出版周维城、林壬的《实用教育学》；商务印书馆于1914年出版了张毓聪的《教育学》（师范学校新教科书，杨保恒、蒋维乔校，据森冈常藏等人著作）、张子和的《大教育学》（高等师范学校教科书，据松本孝次郎、松浦作原本）；中华书局于1914年出版了刘以钟的《新制教育学》、彭清鹏的《实际教育学》，以及宋嘉钊、张沂的《教育学教科书》（据小山左文《实用教育学提纲》），1915年又出版了周维成、林壬编的《实用教育学讲义》［雷尧珠：《试论我国教育学的发展》，《华东师大学报（教科版）》1984年第2期；周谷平：《近代西方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华东师大学报（教科版）》1991年第3期；陈元晖（《中国教育学七十年》，《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1991年第5期；阿部洋：《中国的近代教育与明治日本》（李季湄摘译），〔日〕福村出版株式会社1990年版；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682—685页］等等不下20余种版本。

以上两条途径，从现象上看，无不中介于日本的教育学，但就实质而言，这个时期引进的主要是赫尔巴特及其学派的教育学。赫尔巴特及其学派教育学的引进与国人译、编、著教育学，形成了中国教育学百年中的第一次热潮。

日本自明治维新，其教育学界多崇尚赫尔巴特及其学派，不少教育学研究者把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学融入自己的教育学著述中。赫尔巴特教育学是目的—手段体系，这是中外早有定论的，况且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的“全称”是《从教育目的推论出来的普通教育学》。当年日本学者和中国学者编著的教育学在结构的主旨上多循赫尔巴特教育学由目的而手段的思路；尤其是赫尔巴特学派的“教学的形式步骤（formal steps of instruction）”，通常称为“五段教授法”（后来叫“五段教学法”），更是吸收无遗。

我国当年由旧时私塾的个别教学转变为班级上课，塾师多未知如何应对。五段教授法初行，教学上好像是发明了一种新的技巧。当时我国的实施，除“五段”外，也有“四段”、“三段”的（俞子夷遗作：《现代我国小学教学法演变一斑——一个回忆简录：赫尔巴特五段法》，《华东师大学报（教科版）》1987年第4期，第55—58页）。

当时，如《教育丛书》（罗振玉编，教育世界社印行），1901年刊行初集的第1册，称赫尔巴特（当时译为“海鲁伯尔”、“费尔巴尔图”等）为“教育改良家之泰斗”，说他的“教育之法，依统编定，真全体闳深肃括，其各部周匝致密，升教育学于科学之地位，而创立今日之教育学”。初集的第4册为《教授学》专集，详细叙述赫尔巴特学派的教学论，并附有六种学科的“教授案”。《教育丛书》的第3集，为《费尔巴尔图派之教育》，是据中岛端译德加谟（Charles De Garmo）1895年出版的《赫尔巴特与赫尔巴特学派（Herbart and the Herbartians）》转译。当时还没有引进赫尔巴特的完整的作为学科代表作的《普通教育学》。

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招生，据《钦定考选人学章程》，须考“教育学大义”。有一份试题是这样的：第一题，“孔子言上智下愚不移，而孟子乃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其旨异同，盖举其大义以对”；第二题，“教育学以伦理学、心理学为根据，试阐其理”（《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第939页）。可说试题是一中一西、一古一今的。学部成立于1905年，中国教育史上教育行政有国家正式领导机构从此肇始。当年学部为译学馆甲班学员毕业时命的教育学试题，其中一题为：“莱因瓦（按：即莱因）之五教段，能一一举之否。”（《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第942页。）从这里，也可以看到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学在我国已居有官方的“席位”了。

在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学步入我国之际，以近代而言，西方其他教育学说也陆续来华，如洛克、卢梭、裴斯泰洛齐、福禄培尔、斯宾塞、尼采的教育思想，以及拿托普（P.Natorp）的社会教育学等。

1892年，由赫尔巴特的再传弟子莱因（W.Rein）的美国学生德加谟、麦克默里兄弟（C.McMurry ＆ F.McMurry）等发起，在美国组成“赫尔巴特俱乐部（Herbart Club）”。1895年，仿照耶拿大学成立了“全国赫尔巴特教育科学研究学会（National Heibart Society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Education）”，简称“全国赫尔巴特学会（National Herbart Society）”。杜威也是这个学会的理事。他的论文：《与意志有关的兴趣（Interest as Related to Will）》发表在这个学会《1895年赫尔巴特年鉴增刊二》（1896）上；《文化分期理论的解释（Interpretation of the Culture—Epoch Theory）》发表在这个学会《第二本年鉴》（1896）上；《教育学的伦理学原理之基础（Ethical Principles Underlying Education）》载于这个学会《第三本年鉴》（1897）上（简·杜威著、单中惠编译：《杜威传》附录二，杜威著作目录，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88—89页）。1901年（注：下列注（27）的三书均为1902年，误，应为1901年〔见S.Jaszczak（ed.）Encyclopedia of Associations，31sted.p.1014，1996〕。这个学会又改名为“全国教育科学研究学会”（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Education），在这里，它脱掉了“赫尔巴特”的“帽子”。1910年再改为“全国教育研究学会”（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ducation，NSSE）（F.Eby ＆ C.F.Arrowood，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ducation，1934，19th printing，p.787，1946；W.F.Connell，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World，p.61，1980；滕大春：《美国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614—615页）。20世纪初，原来那些赫尔巴特学派的中坚，像德加谟、麦克默里兄弟等等，逐步地离开赫尔巴特学派，逐步地成为坚定的杜威学派了（W.F.Connell，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World，p.69，1980.参见康内尔著、张法琨、方能达、李乐天等译：《二十世纪世界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39—140页；康纳尔著，孟湘砥、胡若愚主译，周定之、张文庭校：《二十世纪世界教育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页）。

就国际范围来说，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学影响将近半个世纪，它的全盛时期，也许是在1880年左右至1910年左右；20世纪开始不久，就逐渐地倾向于杜威的实验主义教育学。从国际范围说，实验主义教育学大致也影响了近半个世纪。它们有其各自出现的时代，真是“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3页）。

我国以翻译日本的教育学为主、以自己编著为辅的局面并没有维持过久。至1915年左右，无论是“翻译”还是“自己编著”，都进入低谷。这意味着这一阶段已近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