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角度来看，“中国人”从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他们在不断地创造未来的过程中形塑自己。创造什么样的新我，如何塑造新我呢？林语堂概括道，“中国的历史已经表明中国文化具有旺盛的不寻常的生命力，任凭各个不同时代政治上的冲击，它都没有失去自身的连续性”。[16]那就是基于传统，创造新我。近代以来，中国人坚贞不屈，不断探索民族解放和图新富强之路，包括革除烦琐的礼节，批判并取消儒家正统地位，都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其志”等儒家的进取精神密切相关。尽管1904以后，西式教育成为学校教育的主流，然而强大的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继续在学校以外的家庭和社会教育中对中国人的道德修养和精神世界产生深刻影响。这些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教育培养起了中国人坚韧不屈的文化性格，它就是新时代中国人的文化遗传基因。20世纪前半叶，是一个思想激荡的时期，不仅涌现了大批谋天下大事的革命者，还有无数致力于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和社会其他事业的先贤和普通人。如果要问这些人无穷的干劲，矢志不渝的行动力从哪里来？答案还是在中国传统德育之中。即受儒家传统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安邦的“家天下”的实用理想的影响，外来文化被中国人当作精神食粮消化。
在当今世界，“民众必须直接面对他们的道德自治，也必须直面他们的道德责任。这是道德造成极度痛苦的根源，也是道德自身从未面临过的机遇。”[17]中国传统道德仍然是现代中国人德行塑造的种和根。在西方中心主义、普世化思想解构的钟声里，中国文化作为世界文化丛林中的一叶，将脱胎换骨，焕发新的生命。新生不是取消西方文化或挤占其他文化的生存空间，而是在丛林中找到一缕属于自己的阳光，吸取丛林的雨露，获得蓬勃发展并给丛林带来新的生机。由于中国传统德育的正统内容和形式必须接受现代性的检视，传统经典即便进入学校课堂，也不可能是传统道德的全面复生，而必须是以新的文化创造的形式登场。“教育注定要成为新秩序即一种不同于过去任何秩序的工具”[18]，它自身就要自主地参与到新生中来，但它不会割断文化传统的脉息，而是将携带传统文化的基因，完全自由自主地焕发新的生命。因此，新时代“中国人”德行培养的主要道德教育形态是以中国传统伦理为基础的“中国形态”的新伦理，是传统伦理的扬弃，即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作为“精神形态”——“中国形态”的道德教育[19]。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建设和各项事业的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解放，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征程，迎来了“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20]的伟大时代。对待传统德育，应“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21]，继承发挥它积极入世的人生观，憧憬天下大同的美好社会理想，以及“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等积极因素，以促进新时代中国人的自我修养、和谐社会建构、生态文明建设等。传统伦理道德基于血缘关系、亲亲关系的社会理论、天下为公的理想、克己奉公的非功利主义思想，以及建基于同情心、怜悯心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会关爱思想与人际关系理论等，都是新时代创新发展能够倚重的重要传统文化资源。的确，我们生活的“世界如此之新，一切尚未命名”[22]，新时代面临无与伦比的挑战，思想必须常新。然而，正是社会巨变所带来的多样化的危机，促使人们面对传统寻找依托，不是为了怀旧，更不是回到从前，而是秉承传统，把持根本，顺应潮流，开拓创新，积极参与人类新道德体系建构。
随着“人民在民主、法制、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23]，中国人自主自觉参与社会建设的主人翁责任心大大加强，从尊重自然伦理——家庭伦理——传统出发，由己及人（与传统家庭—家族式的大家庭以牺牲自我，无视自我不同），家天下的伦理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与时俱进地适应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需要，积极关注世界和平、参与地球环境治理、预防全球气候变暖行动等。建设新时代以和谐、民主、和平、友好、协调、绿色、环保等公共道德为核心的创新德育文化。在德育实现形式上采用探究、体验等继承传统德育重实践的方式，克服传统德育服从听话的规训，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能动性。主动开放，引导新时代的中国人自觉走向世界，不仅世界离中国人越来越近，而且中国人逐渐在全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通过扩大开放，中国人正在自觉地释放自我教育的功能，以自主探究，合作体验，养成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体责任意识，并实际参与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伟大实践中去，完成个体自身德行创新建构。
【注释】
[1]〔美〕亚瑟·史密斯.中国人德行［M］.张梦阳，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5：69.
[2]〔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念：批判的质疑［M］.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103.
[3]〔英〕齐格蒙特·鲍曼.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M］.郁建兴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80.
[4]樊浩.道德教育的“‘精神’形态”与“中国形态”[J].教育研究，2013，（2）:P44-53.
[5]亚瑟·史密斯.中国人德行·译后评析［M］.张梦阳，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5：204.
[7]辜鸿铭.中国人精神［M］.杜川，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7.
[8]吴晓明.德赛二先生与社会主义：陈独秀文选［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50.
[9]吴晓明.德赛二先生与社会主义：陈独秀文选［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55.
[10]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84.(www.xing528.com)
[11]吴晓明.德赛二先生与社会主义：陈独秀文选［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573.
[12]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38.
[13]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46-247.
[14]〔德〕黑格尔.法哲学家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72。
[15]辜鸿铭.中国人精神［M］.杜川，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53。
[16]林语堂.中国人［M］.郝志东、沈益洪，译.北京：学林出版社，2007：268.
[17]齐格蒙特·鲍曼.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M］.郁建兴，等译.北京：学林出版社，2000：42.
[18]齐格蒙特·鲍曼.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M］.郁建兴，等译.北京：学林出版社，2000：261.
[19]樊浩.道德教育的“‘精神’形态”与“中国形态”［J］.教育研究，2013(2):44-53.
[2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人民出版社，2017.
[2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668.
[22]吴晓波.激荡十年，水大鱼大［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318.
[2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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