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总是“反映社会主流文化”，[16]这是一种普遍的文化规律。第一，政府必须主导教材编制。教材是课程改革最重要的成果体现，尤其对于学生，教材是最直接的学习材料，课程改革的理论、价值取向、方法与工具等必须落实到教材上，才有可能直接对学生和教师教学产生影响。如果教材没有得到政府有力的主导，很有可能在这个关键环节断链而使其功败垂成。第二，学校和教师在教材处理上的权力要得到适当的保证，教材要具有观念、知识容纳的广度，不要成为教师教学的唯一依据，更不要成为学生学习的唯一文本。教师不只能充当教材的解释者。第三，学生不能仅局限于学习教材，不能成为记忆教材的机器。教材是学生学习的重要资源，这就要求教材不能仅仅只是纸质文本，还要包括实践方案、实验课题，等等。学生与教材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复述与默写模式，而是主体与媒介的关系，学生是通过教材这一媒介去实现知识与能力增长。第四，教材开发水平须要提高。教材开发能力低，无法面对国际竞争。新课改试图推动教材开发的市场化。要求教材开发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群众基础，反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的需求。初步建立了教材开发的市场运作规则，建立了教科书审查制度，要求教师参与研制教材，允许教师对教材进行取舍或重新加工。新基础课程不再把教材当成“唯一的课程资源”，[17]而是作为教师的主要教学参考书。教材也不再是学生学习的唯一蓝本，而是作为一种主要的学习资料。但是，新的教材处理理念的提倡并不等于它已经得到了实践。因为，学校教师和学生处理教材方式的转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也需要整个教育系统的全方位变革的真正实现。新基础教育教材已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但从教师们反映的情况来看，他们还不太适应。他们普遍反映，对学生的评价不像过去全部来自教材，而是超出了教材，他们直接的感觉是，更难教了。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实质是要求教师的教学从过分直接依赖教材的境况下解放出来。(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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