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目标表述是教学知识的核心。孔子将人才培养目标分为两个层次：“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2]的士，即德才兼备，能辅佐君王的实用人才；“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君子”，[3]其标准有三个，所谓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4]教学强调“无违”[5]。在侍奉父母时，不违背礼制的规定，“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6]孟子在孔子“仁”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仁”“义”并举，主张教育目的就是“明人伦”，就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7]。孔孟的“君子”理想和“人伦教化”的教育目的，作为核心构建起中国古代传统教学知识体系。在他们之后，中国古代教育就再也没有超出这个“宗法的社会—伦理的教育”[8]，只是不断地对它进行装修，使它固化。这种以“社会—伦理”为中心的教学知识观奉行的是：全部知识等于伦理知识，都是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定，是教“做人”的，是先贤根据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发现而制定的伦理礼教，是固定不变的，在教做人这一点上，永远是先辈更有话语权。这种知识观看到了伦理规范对社会和个人的意义，以及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它以“教化”让社会对个人产生威慑力量，以“内省”让个人自觉修炼，以实现个个模范优秀，人人循规蹈矩，各安其分，世界大同。
教学作为统治者“建国君民”的手段，它的目的之一是王佐之才的“君子”或“士”，另一个目的就是“化民成俗”[9]。孔孟之后，为巩固君主统治，董仲舒协助汉武帝推行“独尊儒术”，用“孔子之术”教化万民，他将阴阳家的思想杂糅进儒家，使伦常教育神秘化，以培养顺民。魏晋时期佛教传入，玄学兴起，危及儒学正统，唐朝以韩愈为代表，坚决捍卫道统，重申教育的目的就是明“先王之教”[10]，教学目标就是学仁义道德。但佛道仍然强势，冲击了儒家，到宋代儒家“援道入儒”“援佛入儒”，形成了新儒家思想——理学，理学教学知识成为宋以后直至清代的主流。理学家坚持儒家的教育目的不变，即坚持“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11]，认为“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12]，在教学目标上更强调通过“存养”“克治”等功夫，革尽“物蔽”，恢复善性。明代王阳明同样主张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根据他的心学主张，他提出“学以去其昏蔽”，而复明良知，把“致良知”作为具体的教学目标。理学家所主张的教学实质上是在“教化”与“内省”两个教育目标中有所侧重，即重视和发展了先儒的“内省”思想，强调个人自觉修为，这是接受和发展佛道出世思想以用于儒家入世，以致后来一些理学思想的崇奉者沉溺于体认天理，“存心”“养气”，“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13]即便到了民国以后，人格修养为核心的教学思想还是颇为倡导，梁启超在清华大学时的教学理想，就主张用儒家道术修养来把“做人的基础先打定了”，认为“科学不但应用于求知识，还要用来做自己人格修养的工具”[14]。
儒家期望建立一个亲切友爱、尊卑有序、和谐美满的大同世界，认为全部学问就是关于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知识，教学就是传授这套先贤已经发现的知识，不必过问其他知识。有关农桑、匠工、医药、商法的教学知识，不能成为主流。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为教学内容，礼、乐、射、御、书、数为教学科目，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教材。孟子更进一步将教学内容窄化，把人伦关系作为教学内容的全部，而且还把父子、君臣、夫妇、兄弟和朋友五伦中最重要的父子和兄弟关系突出出来，以“孝悌”作为整个教育的核心，他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15]。董仲舒注重“礼”的教学，他明白地说，礼是“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外内、远近、新故之级”的手段，学校要教育人们按礼而行动，“非礼而不定，非礼而不动”。[16]他将教学内容定为《六经》，所谓“《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17]。此时教学内容就以儒家经典为主，学问变成读书穷经。经过魏晋的离乱，佛教传入，老庄盛行，人们对教学内容的认识视野扩大了，到唐代以韩愈为首倡导回到古代道统，教学内容限定在诠释儒家经典。宋明程朱理学虽然主张“六经注我”，但还是以儒家经典为主要的教学内容，朱熹在教学内容修订方面做过许多工作，将孔子所称道的“道”解释为“人伦日用之所当行者。”[18]朱熹重视儒家道德践行能力的培养，指出了实现儒家教学目标的实践途径。他以理学思想对教材进行改编，编著了《诗集传》《四书章句集注》《小学》等教材，在南宋以后直至清末被广泛使用。(www.xing528.com)
孔子带领学生，游历多国，学习政事，到现场观察，讨论分析，实施现场教学。这种实地教学、现场教学的思想在后来的儒家教育思想家那里得到了一定的继续和发扬。如朱熹主张教育从洒扫应对等日常事务中教给孩子以礼的知识，形成学生践行的能力，后来发展成为行先知后的教学思想。孔子组织学生讨论，成为儒家教学的基本方法。东汉的郑玄开馆讲学，经常组织学生讨论。孔子教学有教材，但不局限于教材。后人没有学习他这种对待教学资源的精致加工的方法，抛弃了他努力选编教学材料的做法和精神，而把他编辑的教材作为亘古不变的经典。孟子教学具有问题意识和批判精神，敢于挑战权威，主张“尽信书，不如无书”[19]。汉代太学要求严守师法和家法，以致教与学只拘泥于书本的呆板行为，教师在一词一句上钻牛角尖，“急欲成一家章句”[20]，学生只埋头于章句背诵，因而培养出来的人才只能是“章句小儒”。汉以后，直至清朝末年，儒家为主的教学系统中，教学方法始终以书本学习为主。虽然也可以看到重视日常礼仪的训练，但是只有注经释经才被尊称为真正的学问。经典是固定不变的，知或不知，知多知少，是衡量学识的主要标准。记问之法就成为学校唯一可以看到的教学方法，以至于在汉语中，“读书”成为上学或接受教育的代名词。例如：“在学校，要好好读书”，因为学校等同于读书的地方，“读书”指称学校教育活动的全部；“娃，你读书没？”，“读书”意指“上学”；“今天，不去读书，在这里耍？”，“不去读书”意指“没有去学校上学”。闽南话中“读册”也有上学的意思，即受教育就是拿着束成册的简牍来读。可见记诵儒家经典，已经深深地沉淀在中国人的心理，形成中国教学文化的深层心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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