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发展与课程知识选择：课程教学的文化变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社会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工人、农民扬眉吐气，掌握了全部的政治资本，极大地改善了经济资本方面的劣势地位。他们利用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方面的优势，努力谋求文化资本的优势。如开办工农速成中学，并且给予其毕业生进入高校的特殊权力，但是，到1954年，工农中学进入高校学习的学生也只占到高校在校生的10.6%，到1956年，高等学校本科在校生大多数仍然出身资本家和地主家庭，只有34.2%出身于工农家庭。^[4]20世纪60年代初，广州重点中学学生的工农子弟只有11%。考虑到工农阶级所占有的人口大大多于地主和资产阶级，工农阶级在教育资本获得方面的劣势就更为明显。可见，此时，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文化优势仍然在新社会延续。中国社会出现了政治资本与文化资本控制的严重不平衡。工农阶级掌握着政治资本，并运用政治资本对文化资本的掌控进行了干预，但是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和当时归入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称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知识的拥有以及知识的再生产方面仍然占有很大的优势。

工农阶级利用政治资本干预文化资本的再生产，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如增加了工农子弟进入各级学校受教育的人数，但是工农子弟在教育资本的获得和文化资本方面的劣势状况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善，中国社会仍然存在着政治资本与文化资本掌控的不平衡。

学校课程知识的选择与这种社会阶层的流动相适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级教育机构都十分强调知识选择的政治取向，学校的知识选择除了政治知识之外，还增加了劳动阶级取向的一些生产知识。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教育事业，本着教育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基本思想，在不同时期不断地进行教育内容改革，调整选择新的知识内容。1949年，就着手对国民统治时期一些反动的知识内容进行删除，1952年颁布的《小学暂行规程》未对课程设置和知识选择进行大的变更，而《中学暂行规程》曾设了中国革命常识、社会科学基础知识、共同纲领、时事政策等课程，加强了革命阶级的知识教学。这时，由于国家建设需要大量掌握现代科学知识的人才，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地位越来越突显。1952年试行全国统一高考，1959年以后高考制度化，直到1965年，中小学更为重视科学知识。但是，工农子弟不仅在高中和大学就学的人数远不如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出身的子弟，而且他们（尤其是工农速成中学学生）的学习成绩往往较差。显然，因为学校选择的知识倾向于学术知识，不利于工农阶级学习，所以在政治资本方面占有绝对优势的工农阶级要求学校考虑知识选择的方向，不仅要求选择维护革命阶级利益的知识，而且受极左政治思想的影响，不断提出选择有利于工农阶级学习和理解的常识性知识，势必造成排挤科学的和人文的学术知识。

从1977年到1992年，经过恢复高考制度，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持续推进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且在干部队伍“知识化”的过程中，拥有知识的状况成为进入各级领导岗位的重要条件，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社会共识，知识分子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认同。此时，通过高考，接受大学教育对人们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在社会上也有很高的认同度。改革开放之前，在支撑人们社会地位获得的后天因素中，政治资本的作用大于教育资本；改革开放之后，教育资本的作用则日益上升。^[5]因此，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中的政治地位得到改善。这一时期知识掌握的符号价值特别凸显，大学文凭成为实现社会地位升迁的重要筹码。尽管研究证实，中国人这时的经济收入与受教育时间之间仍然存在着正相关，但是社会上广泛流传的是，“读书不上大学，就等于没有读”，所以大多数中小学生因为大学就学机会不足或感到升大学无望，被排除或主动放弃上学。“读书”是一个中国人的本土概念，是中国人对接受学校教育的俗称，其含义就是通过学习课本，掌握和积累书本知识，也就是把接受教育的过程等同于认知书本知识，掌握知识成为人们接受学校教育追求的实际目标。由于高考制度与人们社会地位获得有着直接关系，深层的理想完全被制度化的高考所吞噬。受这一文化观念影响，此时，课程知识选择的主要方向是重视学科知识，可以称得上“唯知识”的时期。其主要表现为：（1）理论上，强调“双基”，重视基础知识、基本技能。（2）政策上，教学大纲和教材上统一规定了普通基础教育课程内容。（3）实践上，普通中小学在教学过程中更为拘泥于教材，学生几乎整日读教材，背教材。因此，课程知识选择的理论、政策和实践都在强调知识掌握的数量和深度，到学校实践层面，更是死抠教材，紧跟高考指挥棒，一些学校甚至只教高考考试的科目，只教高考考试大纲规定的内容。道德发展、价值观形成、人格成长、精神磨砺、身体发育等学校教育的题之中义，在一些学校教育的实践中消失了。生活、职业、娱乐等未来人生的重要课题在学校教育中不见踪影。学生作为儿童和青少年的生活更是与学校教育活动严重脱离。学生为了考试而学，教师为了考试而教。人们称这种现象为“应试教育”，对它提出批评，并期望一种新的教育——素质教育——取而代之。

为什么受到社会广泛追捧的教育制度又会受到猛烈的批评呢？这些批评是来自哪里？(www.xing528.com)

20世纪90年代，中国改革获得了新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确立，经济改革经过几年的努力，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政府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专家学者、企业管理人员、个体工商户、专业户等较高收入人群，作为社会转型的受益者，对社会转型抱着热烈的欢迎姿态，并且希望进一步完善它。“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教育改革，积极推进社会全面发展，努力使全体人民在教育方面享有更多的实惠，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随着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中国社会中掌握了较多知识的群体，同时拥有较多的社会舆论等文化资本和较高的经济收入，因此，他们带动和加深了整体社会更加尊重知识，助推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社会风气，助推全体社会成员增加个人教育投入的积极性。

陆学艺等人的研究显示，1978—1991年，受教育程度对就业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到1992年以后，受教育程度仍然是影响就业的最重要因素，但父亲职业对子女就业谋职的重要性大大加强了。^[6]这说明，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复制能力得到增强，父亲获得的教育对子女的教育和就业都产生了影响。父母所受教育具有社会建构和反思的能力，为了未来社会的发展，也出于对他们的孩子未来发展的考虑，他们关心子女的文化资本再生产，认真地反思教育问题，积极参与教育改革，提出建设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