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教学的文化变革，社会进步与新课改的知识选择

在民主意识普遍深入人心的时代，人们关注并讨论话语权的问题，由此，人们质疑于“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问题的客观性，揭示提问者的立场。人们发现在客观性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谁的知识最重要”^[1]的问题。谁控制课程的话语权，谁就是课程知识选择的主人，课程知识选择权的争夺实质上是各种社会文化力量的角力和妥协。因为“课程和更普遍一些的教育问题总是陷于阶级、种族、性别和宗教冲突的历史泥沼。”^[2]每当社会文化领域发生重大变革，这种冲突就表现得尤为剧烈，课程改革一定会打上社会文化变革的烙印。因为，社会变革会使某些新群体突出其知识价值，他们关注并影响学校教育，甚至直接插手学校课程，干预学校课程的知识选择。从表面上看，选择取决于不同时期的不同社会力量（即谁来选择），但是从文化的深层来看，各种社会力量对社会文化内容进行的选择并不是完全随意的，而是要受到社会文化发展的作用，即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课程改革者选择何种文化内容作为学校课程的内容，要受他所生存的社会文化的影响。这是因为，要发展新文化，改造学校课程的人本身又是文化的。当然接受影响，受到制约又是能动的。因为文化的人不仅负荷着某种文化，而且还会反思这种文化或他种文化，也只有能够反思自己负荷的文化和他种文化的人才有可能批判文化，修正文化，创新文化。

课程对文化的选择集中体现在知识的选择上，每当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社会文化必定发生变化，课程对知识的选择也就顺时而发生变化。既然是选择，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是“选择什么知识？”。因为，一方面，人类积累的知识越来越巨大，而学习知识的时间非常有限，所以，挑选知识就成为课程开发的重要话题。另一方面，社会文化变革必然产生新的知识价值取向，它要求学校变更课程知识。因此“什么知识最重要？”成为课程文化选择最简约、最直接的话题。

课程对文化知识的选择必须回答：1.谁的知识？这是探讨课程改革的政治文化背景问题。1949年以后，我国社会建设要求培养大批的有文化、有知识的劳动者，而且随着我国社会不断进步，对劳动者的知识要求也在不断地变化。早期，国家政策规定中专毕业即可以享受干部编制，有中等文化程度，就是符合要求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可是，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在一些经济发展相对较快的地区，中专毕业已经不能需要。大学教育迅速发展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社会对大学教育大众化提出了要求，提升全社会知识文化水平，代表未来社会创新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求更新课程内容。2.哪里的知识？人类文化的发展是众多人类群体创造的结果。也就是说，人类文化是由处于世界各地的人群创造的。每个人群在特定的时期都有自己特定的文化形态。这种特定形态的文化往往都会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独立于其他文化形态，显示出自己独特的个性。它涉及如何处理外来知识与本土知识关系的问题。经历20年的改革开放，引进外来知识的渠道已经大为通畅，由于外来知识的大量涌入，致使本土知识在许多场合被剥夺了发言权。如何处理外来知识与本土知识的关系，成为课程改革必须回答的问题。3.什么教学语境？如当学校课程知识被以考试为核心字眼的语境所统摄着，学生所面临的语境是应试的，耳闻的总是“考试”“分数”，这种语境使学生处于应试教育的重压之下，教师操作选择课程知识的，势必要考虑如何应对这种语境。(www.xing528.com)

由于人的惰性会使某一特定形态的文化趋于停顿。惰性、自我欣赏、自我保护会降低甚至抹杀人的创造力。但人往往有发展的强烈需要，这样就与他自己所创造的文化构成了矛盾。因此，人凭借自身的创造力必然会对这种僵化和停顿采取批判的态度，“意在寻求一种全新的真正充满生活气息的文化”。因此，“为了使人类文化能够创新和不断更新就必须不断地补充新的东西。这就是不断进行的文化批判的作用”。^[3]为此，还需要研究文化权力如何介入课程改革，确保国家意志主导课程改革的知识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