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与教学的文化变革：理论与要素分析

课程变革的历史说明，改革所期望的目标总是不容易实现，“预期要引起‘根本性’变化的教育改革最后取得的成果并不可见”^[4]，也没有实现比期望的目标更好的结果，而往往导致失败。人们已经认识到“教育改革并不容易进行”，试图通过改革在“教育上搞速战速决总要失败”。^[5]

那么改革是在哪个环节上失败的呢？一部分研究者认为，课程改革的关键环节主要是课程与社会文化的协调问题，协调不好易导致失败。这种观点被称为课程变革的外部环境论。遮尔庇（Gelpi,Ettore）在《学校与未来学校》一文中认为，教育应与社会变革保持一致，但是教育体制往往不能及时反映社会的变革，学校跟不上新的社会目标。所以，在他看来，教育改革的文化阻力多半来自社会和文化方面，而不仅仅是属于教育范畴的。马斯格瑞伍(Musgrave,P.W.)也认为学校变革存在多种困难的本质是属于社会方面的。贝尼斯(Bennis,W.G.)主张人的态度、价值、情感和关系的变革是改革成功的保证。社会文化规范支持人的行动，而社会文化规范又是由人的态度和价值体系所支持的。因此态度和价值体系支配着人的行动。而社会文化规范的再教育可以改变人的态度和价值体系。教育改革不成功是因为未能实现人的态度和价值观念的变革。

另一部分人则主要着眼于参与学校课程活动的因素，从学校课程活动本身研究课程变革失败的原因。这种观点被称为课程变革的内部本因论。持这种观点的人都非常注重教师和学校校长对改革的态度，剖析课程改革在教师理解与操作的环节上是如何进行的。关于课程实施的研究显示，教师是课程改革的关键，一些课程改革之所以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主要是因为教师没有做好改革的准备，有些课程改革方案因为教师的消极抵抗甚至根本没有实施。教师对待课程改革会有多种不同的态度，“如果教师不能确信这样改变可以带来好处，就不会全力以赴地进行改革”。^[6]

上述两类研究者实际上是从不同的角度截取了课程变革的一个环节。但是从他们研究的过程和成果来看，不管是外部环境论，还是内部本因论，都是采用因素分析法，因此，他们要么全面分析教育变革的文化阻力因素，要么单独研究某个文化阻力因素。归纳国内外关于教育变革阻力因素的研究，王万俊认为它包括五大类型，每一类型又包含若干子因素：（1）变革代理人，如教师、校长对变革的冷漠；（2）变革管理，如在变革诊断、计划、实施、传播等方面存在的不足；（3）变革对象，如教育现状对变革的束缚；（4）变革当事人，如家长和学生的反对；（5）变革环境，如社会因素（政治、经济、文化和人口）和自然因素（地理环境）。^[7]这些因素构成一个复杂的系统，实际上，一个教育改革方案无论多么完善都不可能囊括这些因素，更无法描述这些因素组合起来所构成的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因此，我们不能期望一项或几项改革措施来单独实现一项或几项改革目标。

这里必须严格区分改革和变革这两个概念。改革更强调施加一种外在方案或行动，而变革则是主体的自主自觉，是一种能动的反思和创新。人们可以制订一个改革的计划，却难以准确地预计一种变革的过程，因为变革是在改革力量与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相互作用后产生变化的过程。它有时会与改革所预设的目标相一致，有时则可能完全相反，大多数情况是既偏离改革目标的，也与旧的轨迹不同，有可能产生一种具有新质的结果。(www.xing528.com)

课程改革其实是一种文化价值观的传播，而价值观是在长期的文化传统中形成的，难以在短期内来一个彻底的改变。但是，几乎所有的课程改革方案都不可能预设一个长远的价值观变革的计划。也就是说一种文化变革具有不可预见性，因为文化是一种丰富的变化的存在，它包括多种层次存在的复杂现象。一个社会集团可以倡导一种新的价值观，经过一段时期的努力，这种价值建立起来，可能具有改革计划所预期的质，但是绝对不可能是某种固有的类型。如人们提倡一种来自异文化的某种价值观，但是决不可期望这种以他文化存在的形式在本土文化中完全被复制出来。

其实，学校课程变革的文化阻力现象不仅表现在课程与社会生活、文化活动方面，还存在于学校内部的文化因素，与教师的文化传统关系最为密切。如教师看起来是影响课程变革的内部因素，而实际从文化角色来分析，教师不可能是脱离某种文化环境而独立存在的，除非一次课程改革全部是由异文化的教师来操作，即全部聘请外国教师，并且允许他们按自己本土文化的方式来实施彻底的文化移植。否则，如果教师要实施一种异文化的课程方案，就一定会处于文化分裂的尴尬境地。而且即使教师能充分理解异文化的课程并在课程实施的操作中充分表现出来，但学生仍然是本土文化的学生。

因此，美国的《2061计划》将教育改革视为一个与社会变革长期磨合的过程，提出“最关心的是持久的教育改革”。为什么教育改革要制订一个长远的计划呢？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认为，“名副其实的教育改革产生在每个社区、每个学校中，而且只有当人们开始明白他们必须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孩子做些什么并着手去干时，教育改革才能产生。”^[8]这就是承认课程改革实际上不能脱离它所存在的社会文化环境，而且只有当它成为一定文化背景下的人们的现实生活时，改革才有可能成功。课程变革的文化阻力是一种文化模式与另一种文化模式的矛盾与冲突所带来的，是一种文化价值观对另一种文化价值观的作用。因此，只有深入研究课程方案与文化的相互作用方式，才能对课程变革的文化阻力形成的机制和过程进行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