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学校是为所有人“有人性地活着”[1]的公共机构，是实现人的文化存在的专业场所。为适应培养公共意识的需要，“教育系统通过彻底清除人们内心的模糊需求，要求人们用所接受的教育取代深入他们心灵的语言、文化。即要求人们消除其由家庭带来的熟悉文化”[2]。但是，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学校课程经常会更多地反映社会上某一部分人的意志，有人研究美国的学校课程时发现，“课程仅反映了讲英语的中产阶级学生的经验和价值，严重压抑着其他不同文化学生的经验和价值。”[3]也就是说，一部分人的，或者某一阶层的文化以霸权身份出现在学校课程中，它帮助这一部分人建构有利于他们的社会秩序。“课程的活动经常会以精妙的独特的方式帮助学生和教师建构其社会身份。”[4]为此，需要对人类已有的文化因子进行筛选，选取其中一部分作为课程内容。因此，传递何种文化，如何传递？必然是课程改革的题中之义。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丹尼斯·劳顿将课程定义为“文化的选择”。[5]自有学校以来，课程作为传递人类文化的工具而存在。因此，“如何从社会文化材料中选择一部分作为课程的材料，就是课程分析的一个重要问题。”[6]这个问题的研究一般包括：选择什么，如何选择，谁来选择，选择的目的与结果等。
近代以来，人们崇尚客观，总是力图借助于客观性来论证某些知识的客观价值，如有人认为，自然科学知识是社会需要的客观知识，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或从价值探寻的角度追问：“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他们认为，某些知识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是最有价值的知识。如斯宾塞提出，最有价值的知识是科学。(www.xing528.com)
然而，重要性是一个价值问题，它表示事物与主体需要之间的关系。从知识选择的结果上来看，知识选择总是反映着社会文化的变化，社会文化的变化伴随着社会阶级或阶层力量的变化。谁来选择的问题，就是由谁控制的问题。因此，马克思说：“你们的教育不也是由社会决定的吗？不也是由你们借以教育的那种社会的关系决定的吗？不也是由社会通过学校等借以直接或间接进行的干涉决定的吗？”[7]伯恩施坦认为，“一个社会对公共教育知识的选择、分类、分配、传递和评价受权力分配与社会控制原则的影响。”[8]人们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主观地认定某些知识具有的意义，并赋予这些知识以特别的重要性，因而，所谓客观性不可能是纯粹的。知识是由处于特定群体中的人们所建构的，“这一群体发展了一种特殊的思想”[9]。科学知识也是这样的一种特殊建构。因而学习科学本身也是一种价值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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