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政府与民间力量的齐进：中法教育交流史

中法之间的教育交流有三条主要渠道，一为法国天主教主持的在华教育交流，二为两国政府组织的教育交流，三为广泛的民间教育交流，三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

首先，法国政府积极支持与中国进行教育交流。美国通过帮助中国建立清华学校和选送庚款留美生，对华教育交流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对于美国此举的目的，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士给总统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表露无疑：“哪一个国家能做到教育这一代的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将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的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可能的收益。如果美国在三十年前已经做到把中国学生的潮流引向这一个国家来，并能使这个潮流继续扩大，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和最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这就是说，使用那从知识与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的方式。”^[1]法国当然对此也洞若观火，虽然在对华教育交流方面比美国慢了半拍，但也不甘落后。天主教会是法国对华教育交流的排头兵，法国政府认为天主教传教士是法国势力的代言人：“传教士总是而且首先是我们迄今发现的最好的民族宣传的工具。”法国政府积极支持教会大学。震旦大学和天津工商学院也希望从法国政府那里得到援助，双方一拍即合，出于经济和政治的原因，震旦大学和天津工商学院日益依赖法国政府，使学校“法国化”色彩大于天主教特征，在更大程度上被政府所利用，来完成法国政府在中国增加影响的任务。法国政府还积极支持中国在巴黎大学建立中国学院。最初此议由叶恭绰提出。1919年，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叶恭绰到欧美及日本、朝鲜诸国考察。他认为：“日本、印度、巴尔干及南美在各国大学均有学系，而我国独付阙如，引为深惜，以为此关国家之荣誉及我国学术之前途。”^[2]于是，他向一些法国友人建议在巴黎大学设中国学术讲座，创办中国学院，并以此为起点，逐渐在欧美各大学设类似学院，以达到向国外弘扬中国文明的目的。叶恭绰设立巴黎大学中国学院的倡议得到法国对华友好人士，特别是班乐卫先生的热情响应和大力支持。一战结束之后，班乐卫与当时西方的一些思想家一样，反思人类的文明，认为要解除欧美物质文明所遭受的痛苦，应从沟通中西文化入手，以道德为体，科学为用。^[3]因此，对于设立中国学院一事，班氏慨然应允负责筹办。在叶恭绰和班乐卫的提议下，中法两国政府对巴黎大学中国学院给予资助。1920年3月，巴黎大学中国学院在巴黎市第七区的里尔路（Rue de Lille）正式成立，班乐卫任首任院长（Le President du Conseil d'administration）。次年12月12日，巴黎大学中国学院被法国政府明令宣布为一个有益于社会的学术机构。(www.xing528.com)

中国民间人士、教育界精英李石曾、吴稚晖、蔡元培等人对中法教育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首倡设立海外中法大学的是吴稚晖。1918年底，吴稚晖发表了《海外中国大学末议》：“海外中国大学者，将中国大学暂设于海外，即何处拟设大学，仓猝欲筹备完全，而环境与教团，两缺其适当者，乃暂时借海外适当之处开办，视之如在国中同。迨至开办若干年，筹备略齐整，教团亦组织粗完，遂并可迁之教具及已成之校风，完全迁移于自国应设之地点。”^[4]李石曾、蔡元培、张静江和吴稚晖等人为这一设想的实现积极奔波，并获得中法政府的支持，终于在1921年建立了里昂中法大学，其经费主要由广东革命政府、北京政府和法国政府三方提供。